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著名的共產黨員和重要領導人或遭通緝，或被屠殺，他們的家人有的輾轉避難，有的流離失所，還有的被關進監獄。內戰結束後，為對得起死去的烈士，為了讓這批飽經苦難的孩子更快更好地成長，黨中央透過各種途徑找到他們，分批送往蘇聯學習。當時在莫斯科學習的烈士後裔和中央領導人的子女有：瞿秋白的女兒瞿獨伊，蔡和森的兒子蔡傳，毛澤東的兒子毛岸英和毛岸青，朱德的女兒朱敏，林伯渠的女兒林莉等。

第44節：慘遭國民黨殺害

孫維世也是烈士的後代。她的父親孫炳文是周恩來的至友，共產黨的早期革命家，1927年慘遭國民黨殺害。當時孫維世才六歲，母親任銳歷盡艱辛把她撫養成人。西安事變和平解決後，周恩來派人把她從上海接到延安，送進抗日軍政大學學習。1939年，在林彪夫婦抵達蘇聯不久，孫維世受黨中央派遣，也來到莫斯科，先後就讀於中山大學和莫斯科戲劇學院，主攻導演藝術。孫維世天生麗質，明豔動人，既有學者的儒雅，又有姑娘的嬌羞，多才多藝，性情和善，是一個討人喜愛的姑娘。

孫維世、瞿獨伊、毛岸英這些客居異邦的年輕人，常常利用星期天和節假日的閒暇，相邀到一起，舉行野遊、聚餐和集會。年輕人崇拜英雄，他們懷著敬重的心理，多次邀請林彪這位“常勝將軍”參加他們舉辦的重要活動，希望能聽到他親口講自己的歷史，講革命領袖之間的軼聞趣事，講井岡山、反“圍剿”、長征、平型關大捷……過去，林彪不太願意和這些年輕人來往，覺得他們過於單純、幼稚，沒有多少共同語言，中間隔著一條很寬很長，不易跨越的“代溝”。自從注視孫維世後，他的態度有了轉變，開始對年輕人舉行的聚會表示關心和好感。這一變化，使得年輕人高呼“烏拉”，興奮不已。

每當有人請他參加活動時，林彪總是和藹地問：“大家都去嗎？”

“都去，沒有人缺席。”邀請人為林彪的細緻、周到而感動，一一報出姓名，帶著期待的口氣說，“大家都非常希望您能參加。”

“好，既然大家都去，我也去。”林彪痛快地答應。

如果碰巧孫維世有事不能抽空參加時，林彪面上便閃逝一絲隱隱約約的失望，軟綿綿地說，“我今天不太舒服，就不要去了吧。”

久而久之，人們漸漸發現，原來林彪參加活動是衝著孫維世來的，於是每次聚會都打孫維世的牌子，林彪也欣然應允。

林彪善於剋制自己，總希望姑娘先體察出他的意圖和用心，採取主動姿態。在聚會，他與大家均等接觸，對孫維世也不例外，從不顯露火力重點，避免過於急迫和張揚。年輕人私下議論，“林彪談戀愛如同打仗，小心翼翼，追求百分之百的把握”。對這種戰術，有人贊成，認為這是高明的迂迴策略；也有人反對，批評林彪缺少男子漢百萬軍中取上將首級的氣魄。

一個星期日下午，林彪自忖時機接近成熟，單獨約請孫維世吃飯。飯後，兩人在大街上散步，有一句沒一句漫無邊際地閒聊。

林彪掃一眼身邊的孫維世，漫不經心地問：“維世，你今年多大了？”

“我是民國十一年生的，你說多大了？”孫維世調皮地回答。

“民國十一年就是公元1922年。”林彪走了一段路，突然冒了一句，“整整十四歲。”

“十四歲。不，你算錯了，快二十了。”孫維世驚詫地糾正道。

林彪一怔，意識到自己說漏了嘴，解釋說，“哦，我是在算我比你大多少歲。你今年二十，我今年三十四，相差不是正好十四嗎？”

“你才三十四歲呀？”孫維世故意顯得很吃驚。

“什麼意思？”林彪敏感地問。

“太年輕了！”孫維世誇張地調侃道，“瞧你平時嚴肅的樣子，我以為你至少五十四歲了。”

“這是個性，知道嗎？個性一旦成型是難以改變的，所以俗話講江山易改，本性難移，指的就是這個道理。”林彪有步驟地轉向下一個話題，“你想家嗎？”

“家？我沒有家呀。”孫維世自母親去世後就是形單影隻、一個人過生活。她停下腳步，莫名其妙地望著林彪。

林彪趕緊說，“對，你現在還沒有，但一個人不能總沒有家，那樣太孤單了，特別是女孩子，更應該有個溫暖的家。”

“我沒有小家，但有大家呀！”生性樂觀的孫維世開朗地數落道，“周副主席那裡是我的家，延安是我的家，革命隊伍是我的家，這裡也是我的家！”

林彪聽著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