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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咸豐四年，二人便已認識，左宗棠對李元度印象不錯；因此，左宗棠此次回奏，但說李元度“性情肫篤”，雖“兩被吏議”，而“報國之志未衰”，“在時流中亦為難得之選” ，遂將此事擱下，不予深究。這個“蒂兒”沒有留給“蒼天”，而是留給了曾、左這對老哥倆用作他日爭訟的題材。同治三年冬，曾、左哥倆合演一出擔夫爭道（關於“偽幼主”的下落），陰差陽錯，絆動了這根“蒂兒”，順便將牽連這根“蒂兒”的“道旁苦李”給揪了下來。  
天京的聖庫
湘軍攻克南京，曾國藩奏報搜查“賊贓”的情況，說除了二方“偽玉璽”和一方“金印”，別無所獲。頓時，物議沸騰，多以其奏為謊言；王輳г慫�健霸�罟ぷ髯啵�鄖�章樸Z”，所謂曾國荃一擲千金買箋紙，即示懷疑。在深入調查曾國荃是否因此暴富之前，我們先看看曾國藩當日的報告： “歷年以來，中外紛傳洪逆之富：金銀如海，百貨充盈；臣亦嘗與曾國荃論及：城破之日，查封賊庫，所得財物，多則進奉戶部，少則留充軍餉，酌濟難民。乃十六日克復後搜殺三日 ，不遑他顧，偽宮賊館，一炬成灰。逮二十日查詢，則並無所謂賊庫者。訊問李秀成，據稱：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蒐括各館之銀米。蘇州存銀稍多於金陵，亦無公帑積貯一處。惟秀成所得銀物，盡數散給部下，眾情翕然。此外則各私其財，而公家貧困；等語。臣弟國荃以謂賊館必有窖藏，賊身必有囊金，勒令各營按名繳出，以抵欠餉。臣則謂勇丁所得賊贓，多寡不齊；按名勒繳，弱者刑求而不得，強者抗令而遁逃，所抵之餉無幾，徒損政體而失士心。因曉喻軍中：凡剝取賊身囊金者，概置不問；凡發掘賊館窖金者，報官充公，違者治罪。所以憫其貧而獎其功，差為得體。然克復老巢而全無貨財，實出微臣意計之外，亦為從來罕聞之事” ； 要確定湘軍及曾國荃入南京後是否大發橫財，關鍵之點在於調查太平天國“聖庫”（即摺稱“偽都之公帑”者）的有無豐絀。請先論有無。曾國藩說：“並無所謂賊庫者”；這個說法是錯誤的。《天朝田畝制度》雲： “天下皆是天父上主皇上帝一大家，天下人人不受私，物物歸上主。則主有所運用，天下大家處處平勻，人人飽暖矣”； 這就是太平天國的“聖庫”制度。從金田起義以迄天國覆亡，“聖庫”制度就一直存在，併為此立下嚴格的法律，違者議罪乃至斬首。咸豐元年洪秀全詔雲： “各宜為公莫為私，總要一條草對緊天父天兄及朕也。繼自今，其令眾兵將：凡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不得私藏，盡繳歸天朝聖庫。逆者議罪”； “一條草對緊”，是粵地方言，若謂“一心向著”。明年，詔雲： “倘再私藏私帶，一經察出，斬首示眾”； 具體執行標準，則以五兩銀子為限，凡藏銀過此數不繳者，按律治罪 。入南京後，“聖庫”設在水西門燈籠巷，有六名專職人員負責日常管理。嚴厲執行“聖庫”制度，將全體民眾的財富集中管理，乃是太平天國能夠實行軍事共產主義的前提和保障，也是中外傳言南京城內“金銀如海，百貨充盈”的根據。 但是，“聖庫”制度，在太平天國後期——亦即咸豐六年發生內部相殺的“天京事變”後——遭到嚴重破壞，業已名存實亡。曾國藩轉述李秀成語，說：“昔年雖有聖庫之名，實系洪秀全之私藏，並非偽都之公帑。偽朝官兵向無俸餉，而王長兄、次兄且用窮刑峻法蒐括各館之銀米”；就說明天京事變後，太平天國政權由洪氏嫡系掌管，“聖庫”的性質已經由“公帑”變為“私藏”。而洪派以下人眾，也紛紛效法，於“一切殺妖取城所得金寶綢帛物等項”中，僅向“聖庫”繳納穀米牛羊等食物，而隱瞞了銀錢衣物等硬通貨。李秀成在湘軍圍困南京時，與“合朝文武”商議，苦勸各位“王兄王弟”“切勿存留銀兩”，而應“概行要買米糧”；就不但證明了天國官員不再上繳而是私藏銀兩，也證明了“聖庫”空虛，連基本的糧食儲備也得不到保障，遠非咸豐初期“糧米豐足，件件有餘”的盛況。同治二年蘇州告急，李秀成欲離開南京前去赴援，洪系人物以“國庫無存銀米”為由，令他“助餉銀十萬”，否則不許離京。李“不得已，將閤家首飾以及銀兩交十萬”，才換得四十天的自由活動時間。亦可見“聖庫”空虛、人各私財的景況 。李秀成是天國中“萬古忠義”（洪秀全語）的忠王，家財尚有十萬之富；其他二千多個“王兄王弟”的私人財產之多，可想而知，“聖庫”財務之有出無納的困絀情況，亦可想而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