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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恭王）、軍機前輩也。至，則遞牌入，謁梓宮，因見後”　； 恭王於咸豐三年入軍機處，所以是現任軍機們的“前輩”。他到熱河行宮，亮出名片（“遞牌”）就可以弔唁（“謁梓宮”）、面聖，並非如薛福成所記，歷經磨難方能入見。最真切的見聞，則是當時身在熱河的軍機章京了，“後黨”某章京的記述是這樣的： “恭邸今日大早到，適趕上殷奠禮，伏地大慟，聲徹殿陛，旁人無不下淚。蓋自十七以後，未聞有如此傷心者。祭後，太后召見。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不許，遂獨對。約一時許方出。宮燈輩頗有懼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連日頗為斂戢。……自十七以後，八位見面，不過二三次，時亦甚暫。今則見面一時許，足見自有主宰”　； “殷奠”，大祭。“宮燈”，指肅順，繁體“肅”字，形狀頗似宮燈。信中說得很明白，恭王先去弔唁，然後太后召見。杜翰、肅順羞辱恭王，必無此事，否則不會說“宮燈輩頗有懼心，見恭未嘗不肅然改容”。恭王主動申請與端、肅等人入內，倒是事實（“恭邸請與內廷偕見”），但是太后“不許”，而不是端、肅自動放棄。而且見面談了兩個小時（“一時許”），甚為從容。 “肅黨”某章京的記載也差不多： “六兄來，頗覺隆重，單起請見，談之許久，同輩亦極尊敬之”　；恭王排行第六，故信中稱“六兄”。 以薛福成為代表的筆記作者們因為各種原因，不顧事實，捏造恭王面見太后情狀，並製造一種雙方鬥智鬥勇的戲劇氣氛（甚至有筆記稱後、王見面被嚴密監視，不敢多言，乃透過太監安德海在御賜食物時傳遞小紙條，才得以聯絡　），無非是要說明“宮燈輩”氣焰囂張，目無尊上，其心不可問，其罪不勝誅，並以此作為旁證，為“後黨”鋤奸誅惡乃至垂簾聽政的行為，提供必要性和合法性的藉口　。詆譭政敵，無所不至，乃是我國“史筆”的一個特色，讀者諸君碰到此種筆法，一定多留個心眼，不要稀裡糊塗就被哄騙過去。 恭王在熱河呆了六天，“連日面聖”以外，與諸“後黨”也有接觸（包括醇王奕譞及某些軍機章京），無疑就回京後的大小事情交換了看法，決定了做法。謀劃極為詳盡周到，連外交關係也討論到了：“恭王對：‘非還京不可’；後曰：‘奈外國何？’王奏：‘外國無異議，如有難，惟奴才是問’”　。 政變需要主持大局的謀主，也需要震懾敵人的武將。恭王揣著會議紀要回了北京，一週後（九月十四日晚），勝保裝著“決心書”來到了熱河　。不過，他來之前，後、肅二黨的矛盾就公開爆發了。起因在批駁董雲醇的明發諭旨裡面有“是誠何心”一語： “皇考於七月十六日子刻特招載垣等八人，令其盡心輔弼，朕仰體聖心自有深意，又何敢顯違遺訓，輕議增添？……該御史必欲於親王中另行簡派，是誠何心？所奏尤不可行！” 由“御史”說到“親王”再說到“是誠何心”，言外之意，便罵到了恭、醇等王，所以奕譞大怒，威脅端、肅等人說：“俟進城講話”；口不擇言，盛怒之下洩露了機密。惇親王奕誴在旁，立即“喝止之”　。後人都說醇王是個草包，看他“進城講話”這句，就知此言不虛。當日他們俱在熱河，雖然大計已定，但只要沒回北京，就無時無刻不有殺身之禍。心狠手辣的政客，沒有他這句話，也能透過蛛絲馬跡發現他們的陰謀，有了這句話，一定毫不遲疑的“殺無赦”。全盤計劃被他這句話打亂，並非不可能；小不忍則亂大謀，說的就是奕譞這種草包。草包不打自招，以肅順疾如鷹隼、猛如雷霆的辦事風格，他怎麼毫無所動，繼續一步步走進“後黨”的圈套呢？ 肅順對“進城講話”的反應，現在不得而知。但是，進城後，三人被捉，關在宗人府，他“瞋目斥端華、載垣曰：‘若早從吾言，何至有今日！’”據此可知，或在此時，或在否決垂簾提議時，或更早，肅順就意識到這將是一場你死我活的鬥爭，從而動了殺心，只是以端華、載垣為代表的大多數“肅黨”反對，才沒能利用掌控熱河局面的有利條件，在進京前果斷行事，粉碎“後黨”的陰謀。他們的選擇很多：例如，既然駁斥垂簾的明發諭旨已經下達各部、省，那麼趁機糾出一兩個口出異議的“親王”，如醇、恭即可，羅織一些皇親“干政”、違反祖制的罪名，就可取到殺一儆百，威懾在京“後黨”的效果；或者，直接用“我朝聖聖相承，向無皇太后垂簾聽政之禮”（明發諭旨中語）的理由，軟禁二後，徹底接管中樞權力，亦未嘗不可。成王敗寇，反覆無常：洞燭機先，先發制人，則是誅呂后、扶漢室的劉章；失機昧時，則是諡為叛逆的徐敬業。區別只在於做不做，而不在於該不該做，所謂“盡人事，安天命”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