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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里程碑。1944年4　月20日，中共中央宣傳部、中央軍委總政治部《關於學習和散發譚政“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的通知》指出：“譚政同志於1944年4　月11日在西北局高幹會上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八路軍新四軍政治工作問題的全面總結，其中關於發揚成績、糾正缺點部分，及組織形式工作制度部分，都是八路軍、新四軍全體適用的；關於邊區經驗部分，亦值得全軍重視。八路軍、新四軍連級以上一切政治工作、軍事工作、後勤工作幹部，應一律將此檔案作為整風檔案與固定教材，加以研究討論，並須聯絡實際，改造自己的思想與工作。對於文化程度低的幹部與全軍戰士，則應根據這一檔案的精神與各部隊中存在的具體問題，編為通俗教材，進行普遍的教育與檢討。”“這一檔案不但特殊地解決了軍隊政治工作問題，而且也一般地解決了我黨歷史經驗、領導方法與工作作風上的許多問題，為全黨幹部所應注意；同時，為了瞭解黨的軍隊工作的方針，為了指導和協助各地軍隊工作，全黨幹部亦應研讀這個檔案。”

1944年10月1　日，中央軍委總政治部再次發出了《對研究譚政同志政工報告的意見》的指示，指出：“譚政同志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報告，是給了各地總結與改進自己的工作以很大的幫助。”要求全軍各部隊“根據這個報告的精神，在檢查與改進自己的工作過程中，曾經發現哪些問題，有些什麼經驗教訓，盼多作些調查研究。”

1978年5　月29日，葉劍英元帥在全軍政治工作會議上的講話中，也對譚政的這個報告給予高度的評價。他指出：“譚政在西北局高幹會議上作的《關於軍隊政治工作問題的報告》，是繼《古田會議決議》之後我軍政治工作的又一歷史性文獻。它肅清了王明路線在政治工作上的影響，發揚了優良傳統，進一步提高了我軍政治工作的威信和地位”，“正是在這個基礎上，充分地發揮了政治工作的作用，使我軍經受住嚴酷戰爭的考驗，贏得抗日戰爭的偉大勝利。”

1945年4　月23日下午，延安楊家嶺。中共中央大禮堂。

四月的延安，陽光明媚、春意正濃，延安城北鬱鬱蔥蔥，山巒起伏的楊家嶺，在彩旗、標語的輝映下，顯得格外嬌豔。

坐落在楊家嶺懷抱、氣勢雄偉的中共中央大禮堂，今天成了萬眾矚目的焦點，在人流的簇擁下，顯得格外美麗壯觀。此刻，具有重大意義的歷史性盛會——中共“七大”，在這裡隆重開幕。五百四十七名正式代表和二百零八名候補代表帶著喜悅的心情，來到這裡，完成一個歷史性的盛會。

會場內，主席臺正中掛著毛澤東和朱德的巨幅畫像。主席臺上方，寫著巨幅標語“在毛澤東同志旗幟下勝利前進”。兩邊牆上掛著二十四面鮮紅的黨旗，象徵著中國共產黨己走過二十四年的光輝歷程。會議在雄壯的國際歌中開始，此時，譚政坐在代表席位上，全神貫注地凝望著主席臺。臺上坐著毛澤東、朱德、周恩來、劉少奇等。任弼時站起身來，大聲說：“中國共產黨第七次全國代表大會現在開幕！”臺下掌聲雷動。任弼時簡短地介紹了一些有關情況，就由毛澤東致開幕同《兩個中國之命運》。在這莊嚴的時刻，譚政心裡充滿了無限的激情與感慨，中國革命走到今天的勝利是多麼不容易啊！從井岡山的星星之火，到長征途中的艱辛歲月，不容易啊！他自己也以一個農家子弟，投身革命，一步一步地成為一個堅強的革命戰士，現在又作為一名代表，參加這空前盛會，心裡感到無比自豪。作為七大籌備委員會成員，為大會召開，譚政做了大量的工作。1937年12月，王明回國不久，黨就決定召開七大，但由於日軍猛烈進攻，更由於王明的干擾，大會準備工作拖了下來。1938年，黨的六屆六中全會，再次作出決議，強調“七大”要“努力從政治上、組織上、技術上進行準備！”各地亦選出代表，但由於國民黨反共摩擦，大會未能召開。周恩來在莫斯科期間，向共產國際提交了一份《中國問題備忘錄》，準備在1940年3　月至4　月間召開，但因大會準備工作來不及，難於如期召開。但是，會議的準備工作，在任弼時和譚政主持下，積極進行著。他們首先是準備會場，　1940　年5　月，任弼時，李富春等一起去安塞縣真武洞，去為“七大”選擇會址，聽說那裡環境隱蔽，便於防空，可惜，交通不便，離延安較遠。後又準備在後溝打窯洞，建禮堂，後溝地方窄小，只有一口水井，水質又不好，幾百名代表在一起，連水都不夠用，最後經過討論，決定把會址放在楊家嶺，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