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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抗戰，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的有關精神。在這一精神的影響與推動下，中共中央政治局會議於12月17日至25日在瓦窯堡下河灘田家院張聞天、劉英夫妻住的窯洞裡舉行。

參加會議的有張聞天、毛澤東、周恩來、博古、劉少奇、鄧發、張浩等十二人。張聞天受政治局委託，起草了會議決議即《中央關於目前政治形勢與黨的任務決議》（史稱“瓦窯堡會議決議”），　12月25日決議在政治局會議上透過。《決議》為六個部分：1。目前形勢的特點；2。黨的策略路線；3。國防政府與抗日聯軍；4。蘇維埃人民共和國；5。黨內主要危險是關門主義；6。為擴大與鞏固共產黨而鬥爭。會議及其決議基本上確立了中共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策略方針，開始了中共政策的重大轉折或者轉變。

為了傳達與貫徹上述會議精神，　12　月27日，黨中央在瓦窯堡龍虎山腳下中共中央禮堂即西北辦事處的禮堂召開了黨的活動分子會議。在會議上，譚政聽取了毛澤東的報告及其對瓦窯堡會議精神的傳達。

在返回駐地的路上，毛澤東報告富有鼓動性的話語，還不時在譚政的耳際迴盪：“日本帝國主義決定要變全中國為它的殖民地，和中國革命的現時力量還有嚴重的弱點，這兩個基本事實就是黨的新策略即廣泛的統一戰線的出發點。組織千千萬萬的民眾，調動浩浩蕩蕩的革命軍，是今天的革命向反革命進攻的需要。”陝北的臘月雖然寒冷異常，可是，紅軍和陝北的父老鄉親仍然忙著殺豬宰羊，沉浸在春節前的歡快、忙亂氣氛中。然而，譚政卻無心留意這中國古老傳統的寶貴時光，多少天來，他苦苦思索，思緒萬千，他在惦量毛澤東報告和瓦窯堡會議決議的份量。“政策要轉變，紅軍政治工作該怎麼辦？”“如何使黨的政治工作適應黨的策略轉變的需要？”譚政在不停地思索著。最後，譚政決定起草一份“萬言書”，向黨中央、中央軍委提出關於新時期、新形勢下紅軍政治工作的改進意見。1936年正月，譚政在瓦窯堡度過了來到陝北的第一個春節。然而，他無心觀賞陝北高原的明媚春光，卻專心實施他業已定下的寫作計劃。白天，他伏案疾書，夜晚，又在窯洞昏暗的燈光下，徹夜不眠，繼續寫作。他的眼睛熬紅了，他的臉頰消瘦了，他的計劃終於完成了。1936年3　月26日，一份字跡工整、脈絡清晰、思想鮮明的“萬言書”——《關於紅軍中新的政治工作的意見》，終於上報了黨中央。

譚政在意見書中寫道：根據新形勢下黨的政策的改變，目前紅軍在軍事戰略性質的意義上，開始了新的歷史階段。鑑於黨在新的歷史條件下，隨著路線、策略的轉變，確立了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策，使紅軍的政治工作也發生了重大變化，增添了許多新的內容。當前中、日民族矛盾上升為主矛盾，國年的階級矛盾降五次要地位。紅軍的政治工作即應由階級矛盾跟上民族矛盾這一新的形勢，由比較單純的社會活動，轉變到複雜的社會活動。在紅軍政治工作轉變後的歷史時期，加緊對部隊進行黨的抗日民族統一戰線政治路線的教育，就成為紅軍政治工作中的中心任務。同時指出，不管紅軍新形勢下的任務怎樣改變，組織形式不能不有某些變化，黨在組織上、思想上的絕對領導是不能改變的，部隊的管理教育不能放鬆，嚴格的紀律不容破壞。隨著民族戰爭的開展、戰爭性質的改變，部隊基本的政治教育，主要是提高其民族感，發揚中華民族的英雄氣概，堅定革命的意志。基於今後抗日戰爭作戰任務和作戰物件的改變，政治工作仍然是以保證提高部隊的軍事技術和戰術素養為前提，使紅軍部隊走上近代軍隊的地位。發揚紅軍固有的特長——迅速、秘密、靈活機動，善於速決戰，又善於持久戰；善於攻擊，還要善於山地戰，還要善於平原作戰、村落戰、巷戰，以及河川戰鬥。軍事訓練中，著重於幹部素質的提高和指揮藝術的發揮，並開始指導戰爭規律的研究。紅軍的政治工作，必須在一定的戰略任務之下，確立政治工作的方針。從一個戰役計劃，過渡到另一個戰役計劃，使政治工作領導，始終以黨的工作為基礎。任何時候，任何情況下，政治工作指導系統如果不和黨的工作指導系統融成為一塊，政治工作必然偏離方向。

譚政的意見書，最後對政治工作領導幹部和政治機關的作風，提出了明確的要求。他指出：政治工作和政治機關工作人員必須加強，不僅要要求他們能夠完成指定的任務，而且要培養他們具有單獨判斷問題、解決問題的能力，還要有敢於負責解決問題的毅力。整個政治機關的工作，必須真正建立集體領導與分工負責，使工作有計劃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