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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譚政認為，是極其重要的。沒有大量的非黨幹部，中國革命是不能勝利的，八路軍、新四軍是不能建設得很好的。因此，對待非黨幹部，必須打破狹隘的宗派主義的成見，安定他們的情緒，使之安心為抗戰，為八路軍、新四軍服務。在知識分子幹部問題上，譚政認為，應當適時提拔。革命的知識分子是八路軍、新四軍的新鮮血液，應當大量吸收，適時提拔。仇視知識分子，忌恨知識分子是錯誤的。在舊軍人出身的幹部問題上，譚政認為，必須有正確的政策。對於那些有能力有經驗能夠指揮作戰的舊軍人幹部，經過考驗之後，可分配當指揮員。凡是率領部隊加入我軍、願意接受八路軍、新四軍指揮的舊軍人，無論來自偽軍反正，土匪投誠，以及其他性質起義，均須格外優待。在透過軍委總政治部發布指示、訓令方面，譚政也是精心策劃，親自主持的。

1939年5　月6　日，譚政與王稼祥就關於審幹問題發出指示，指出：審查的目的，在於瞭解幹部思想能力、個性、特長，發現積極分子，作為提拔幹部的根本。1939年6　月25日，以譚政為主要領導的軍委總政治部發出《關於大量吸收知識分子和培養新幹部問題的訓令》。《訓令》提出：由於工作開展，老幹部不足，吸收革命知識分子參加軍隊工作，成為目前幹部政策上一個重要任務。由於中國歷史的特點，使中國知識階層的某些部分有參加革命以至變為共產主義者的可能。同樣，正因為出身的關係，他們常常表現出思想上、行動上的弱點，因此要使他們成為一個健強的幹部必須經過長期的教育與鍛鍊。從這一觀點出發，我們的原則是：（一）大批的吸收純潔的革命知識分子參加下層工作；（二）經常考察留心他們思想的動向，及時引導他們向健康的道路上前進；（三）瞭解併發揮他們的特長；（四）用一切方法逐漸提高他們的組織觀念紀律性與堅定性，虛心的接受本軍光榮傳統。為了達到這個目的，必須教育所有的老幹部重視和清楚瞭解新的革命的知識分子，把大膽吸收和耐煩帶領他們，看做是自己的責任，反對歧視與偏見。①1940年8　月13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會同中央軍委發出《對野戰政治部召集的政治工作會議及軍區幹部會議的指示》，指出：……

（二）軍隊政治機關與軍隊各種幹部尤其是軍政幹部，必須瞭解與掌握黨的政策與策略，應當承認軍隊幹部對黨的政策策略的瞭解與掌握是非常不夠的，因此必須加強幹部中策略教育使其成為幹部教育中最重要的一項。……（三）為堅持敵後的艱苦鬥爭必須團結全黨幹部，因此明確的規定下列關係是必要的。（甲）在軍隊黨與地方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軍隊黨負責任，如遇爭論糾紛，應更多的責備軍隊黨。（乙）在外地幹部與本地幹部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外地幹部。（丙）在老幹部與新幹部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老幹部。（丁）在正規軍與地方武裝的關係中，在老部隊與新部隊的關係中，應更多的要求和責備正規軍及老部隊。……。

1941年3　月18日，以譚政為主的軍委總政治部夫於加強幹部保健工作發出指示，指出：八路軍、新四軍幹部的健康狀況相當嚴重。如果再不關心，必會招致不應有的損失。幹部保健工作要反對兩種傾向，一種是不合科學的鋪張浪費，如亂吃補藥；另一種是剋扣太緊，因小失大。1941年10月17日，又發出《關於軍隊內技術部門、技術兵種與技術專家中的政治工作的訓令》，指出：由於我軍的政治機關與政工人員缺乏科學知識，對於專門技術不甚瞭解，固此發生：把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中的政治工作一般化，只問政治，不同技術，把政治工作與技術工作對立起來，妨礙技術的專門化與提高，甚至以政治壓倒技術，使發生技術退步的嚴重現象；不顧技術部門與技術兵種的特殊需要，在裝備、供給、經費等方面，定出平均主義的待遇；對技術專家捨不得給錢，又捨不得給名義，提出“專家政治化”的錯誤口號。為了糾正上述現象，政工人員須加強技術的重要性的教育；政治工作必須保證技術工作，不懂技術或懂而不多的政工人員，無權干涉或妨礙技術；保證技術部門的特殊需要；不惜重金，多方聘請專門人才等八條措施。①1941年12月9　日，譚政又與王稼祥、傅鍾等軍委總政領導人關於對專門家政策問題與羅瑞卿交換意見：（一）所謂同情分子，在我軍中大多是指各種不同的專門家（醫生、工程師、軍事人才等），對戰士則無重大意義；（二）我們對專門家的政策應當是鼓勵他們向技術方面發展，而不是用主觀之努力使之政治化；（三）同情小組對於入黨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