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說是這位名將倔強而高傲的個性使然，不如說是這位名將勇於負責的心的驅動。我個人認為，一位名將之所以有無窮的個人魅力，就在於他敢於為自己的一切，勝利的和失敗的一切負起責任。所以他堅持用“我將會回來”，而不是　“我們將會回來”。

責任－榮譽－國家（3）

在此後的太平洋戰爭中，麥克阿瑟始終把這句話作為激勵自己的座右銘。從巴布新幾內亞到印度尼兩亞，從印度尼兩亞到菲律賓，為了這句“我將會回來”，他在整個西南太平洋和日軍英勇奮戰，甚至不惜和自己的同僚太平洋戰區司令尼米茲爭奪主要任務，不惜和羅斯福總統爭戰略優先權。在他的感召下，這句話已遠遠超出了他個人的感情恩怨，成為所有在西南太平洋戰區作戰的美軍、英軍及其他國家人民反抗日軍侵略的信念。

1944年10月20日，麥克阿瑟終於兌現了自己的誓言。這一天，他乘坐“納什維爾”號旗艦，指揮28萬大軍進行萊特島登陸作戰。當美軍第1騎兵師佔領了灘頭陣地後，他不顧岸上戰鬥還遠遠沒有結束的危險，換上嶄新的卡嘰軍裝，戴著太陽鏡和五星上將帽，下巴向前伸，氣宇軒昂地涉水向岸上走去。當他上岸時，正趕上一場暴雨突然到來。他拒絕部下讓其避雨的建議，在大雨中發表講話：

菲律賓人民，我，美國陸軍五星上將道格拉斯·麥克阿瑟回來了！

麥克阿瑟語氣深沉，眼角掛著淚光。他號召大家為了神聖的死者，為了子孫後代，繼續戰鬥，奪取正義的勝利！

麥克阿瑟的淚光，折射出的是名將的那種敢於負責任的勇氣和承擔責任後的努力帶來回報後的欣慰。真正能夠感悟到這種欣慰真諦的只有名將本人。

人生成功與否的關鍵往往在於如何面對失敗。有的人可能將失敗看成是對自己的一次打擊。如果這樣，那麼他的前一次失敗，就是下一次失敗的種子，最終使其成為真正的失敗者。而有的人則把失敗作為一種磨礪，或者作為自己人生的一種收穫。如果是這樣，那麼前一次失敗，則成為下一次成功的鋪墊。麥克阿瑟說得好：“每一名軍人都不希望自己打敗仗。但是，戰爭中不可能沒有失敗者。失敗者要想成為勝利者，最好的方法是屢敗屢戰，憑藉超人的勇氣最終成為勝利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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沒有大規模戰爭就無法大顯身手（1）

行為主義本來是一個心理學概念。1913年，美國著名心理學家溫斯頓·沃森提出並大力宣傳一種新的觀點：心理學的論題應是客觀上可以觀察到的生物活動。生物活動是指對外環境和內部生物過程所決定的條件或刺激做出應答，心理學即對環境事件或刺激與行為（人類反應）之間的關係進行客觀的實驗研究。

對於非心理學專業的人來說，沃森的新概念不太好懂。如果把其應用於政治學，可以這樣做出解釋：人們對國際社會戰略力量的消長情況與某國戰略決策間的關係所進行的思考、評估與實踐。而這一切往往還是來自行為主體內心中那份久存的理念。

丘吉爾就是一個用行為主義領導戰爭的政治家。他懷著對大英帝國昔日輝煌的敬佩與留戀，在他的帝國走向沒落的時代，依然從“大英帝國遺產守護者”的思維模式出發，使盡渾身解數希圖使帝國恢復　往日輝煌。

“我是維多利亞時代的產兒，我要做大英帝國遺產的守護者！”這是丘吉爾一生的政治理念，這種理念成為他終生政治行為的主宰。因為，大英帝國的輝煌在丘吉爾的孩提時代就深深植入他的記憶中……

丘吉爾是個混血兒。他的父親名叫倫道夫·丘吉爾，是英國著名的政治家，曾擔任過英國財政大臣，這是個僅次於首相的職務。倫道夫·丘吉爾年輕時，求取政治功名心切，曾聲稱要在最短的時間內當上英國首相，因而被人稱為是“偉大的急於求成的年輕人”。

丘吉爾的母親名叫詹妮，是個有印第安血統的美國人，出身於美國一個名門望族。1625年，第一批英國清教徒乘坐“五月花”號船來到北美大陸。這是英國對美洲大陸殖民的開始。這艘船上有一個人，名叫約翰·庫克。他有兩個女兒，一個女兒是羅斯福總統的母親薩拉的曾祖母，一個女兒是丘吉爾的母親詹妮的曾祖母。因此，丘吉爾的母親與美國總統富蘭克林·羅斯福有血緣關係。

1874年11月30日，生性愛玩的詹妮帶著7個月的身孕去參加舞會，不想運動量過大，竟把孩子生在了舞場上。

這個早產兒就是溫斯頓·丘吉爾。

俗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