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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想在生活方面改弦更張，減少一點枯燥，增添一點滋潤，在枯枝粗幹上開出一點鮮花，長上一點綠葉；然而直到今天，仍然是忙忙碌碌，有時候整天連軸轉，“為他人作嫁衣裳”，而且退休無日，路窮有期，可嘆亦復可笑！

我這一生，同別人差不多，陽關大道，獨木小橋，都走過跨過。坎坎坷坷，彎彎曲曲，一路走了過來。我不能不承認，我運氣不錯，所得到的成功，所獲得的虛名，都有點名不副實。在另一方面，我的倒黴也有非常人所可得者。在那駭人聽聞的所謂什麼“大革命”中，因為敢於仗義執言，幾乎把老命賠上。皮肉之苦也是永世難忘的。

現在，我的人生之旅快到終點了，我常常回憶80年來的歷程，感慨萬端。我曾問過自己一個問題：如果真有那麼一個造物主，要加恩於我，讓我下一輩子還轉生為人，我是不是還走今生走的這一條路？經過了一些思慮，我的回答是：還要走這一條路。但是有一個附帶條件：讓我的臉皮厚一點，讓我的心黑一點，讓我考慮自己的利益多一點，讓我自知之明少一點。

1992年11月16日

我的童年（1）

回憶起自己的童年來，眼前沒有紅，沒有綠，是一片灰黃。

70多年前的中國，剛剛推翻了清代的統治，神州大地，一片混亂，一片黑暗。我最早的關於政治的回憶，就是“朝廷”二字。當時的鄉下人管當皇帝叫坐朝廷，於是“朝廷”二字就成了皇帝的別名。我總以為朝廷這種東西似乎不是人，而是有極大權力的玩意兒。鄉下人一提到它，好像都肅然起敬。我當然更是如此。總之，當時皇威猶在，舊習未除，是大清帝國的繼續，毫無永珍更新之象。

我就是在這新舊交替的時刻，於1911年8月6日，生於山東省清平縣（現改臨清市）的一個小村莊——官莊。當時全中國的經濟形勢是南方富而山東（也包括北方其他的省份）窮。專就山東論，是東部富而西部窮。我們縣在山東西部又是最窮的縣，我們村在窮縣中是最窮的村，而我們家在全村中又是最窮的家。

我們家據說並不是一向如此。在我誕生前似乎也曾有過比較好的日子。可是我降生時祖父、祖母都已去世。我父親的親兄弟共有三人，最小的一個（大排行是第十一，我們把他叫一叔）送給了別人，改了姓。我父親同另外的一個弟弟（九叔）孤苦伶仃，相依為命。房無一間，地無一壟，兩個無父無母的孤兒，活下去是什麼滋味，活著是多麼困難，概可想見。他們的堂伯父是一個舉人，是方圓幾十裡最有學問的人物，做官做到一個什麼縣的教諭，也算是最大的官。他曾養育過我父親和叔父，據說待他們很不錯。可是家庭大，人多是非多。他們倆有幾次餓得到棗林裡去撿落到地上的幹棗充飢。最後還是被迫棄家（其實已經沒了家）出走，兄弟倆逃到濟南去謀生。“*”中我自己“跳出來”反對那一位臭名昭著的“第一張馬列主義大字報”的作者，惹得她大發雌威，兩次派人到我老家官莊去調查，一心一意要把我“打成”地主。老家的人告訴那幾個“革命”小將，說如果開訴苦大會，季羨林是官莊的第一名訴苦者，他連貧農都不夠。

我父親和叔父到了濟南以後，人地生疏，拉過洋車，扛過大件，當過警察，賣過苦力。叔父最終站住了腳。於是兄弟倆一商量，讓我父親回老家，叔父一個人留在濟南掙錢，寄錢回家，供我的父親過日子。

我出生以後，家境仍然是異常艱苦。一年吃白麵的次數有限，平常只能吃紅高粱麵餅子；沒有錢買鹽，把鹽鹼地上的土掃起來，在鍋裡煮水，醃鹹菜；什麼香油，根本見不到。一年到底，就吃這種鹹菜。舉人的太太，我管她叫奶奶，她很喜歡我。我三四歲的時候，每天一睜眼，抬腳就往村裡跑（我們家在村外），跑到奶奶跟前，只見她把手一捲，捲到肥大的袖子裡面，手再伸出來的時候，就會有半個白麵饅頭拿在手中，遞給我。我吃起來，彷彿是龍膽鳳髓一般，我不知道天下還有比白麵饅頭更好吃的東西。這白麵饅頭是她的兩個兒子（每家有幾十畝地）特別孝敬她的。她喜歡我這個孫子，每天總省下半個，留給我吃。在長達幾年的時間內，這是我每天最高的享受，最大的愉快。

大概到了四五歲的時候，對門住的寧大嬸和寧大姑，每年夏秋收割莊稼的時候，總帶我走出去老遠到別人割過的地裡去拾麥子或者豆子、穀子。一天辛勤之餘，可以撿到一小籃麥穗或者穀穗。晚上回家，把籃子遞給母親，看樣子她是非常喜歡的。有一年夏天，大概我拾的麥子比較多，她把麥粒磨成麵粉，貼了一鍋死麵餅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