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糾正錯誤而慶幸，他對這次會議滿懷信心和希望。他和工作人員緊張地整理材料，寫完調查報告，於12月26　日趕回北京。

第36章　問題升級

到京後，彭德懷將五十多天辛苦調查的結果——5份報告送到楊尚昆手裡，請他轉呈毛澤東和黨中央，並希望毛澤東看過報告後能如約和他談談，他仍希望透過這種辦法為黨做一點工作。

《在擴大的中央工作會議上的報告》，以書面形式先發到與會者手中，進行討論評議。彭德懷在吳家花園接到了報告全文。

他仔細讀下去，對報告很滿意。報告在肯定我國社會主義建設成績的前提下，指出了幾年來工作中的缺點錯誤：工農業的計劃指標過高；基本建設戰線過長；國民經濟各部門的比例、積累和消費的比例嚴重失調；人民公社在一個時期內混淆了集體所有制和全民所有制的界線，違反了按勞分配和等價交換的原則，犯了共產風和其他平均主義的錯誤；對農業增產的速度估計過高，對建設事業的發展要求過急……

對錯誤產生的原因，報告說，一方面是在建設工作中經驗不夠，另一方面是幾年來黨內不少領導同志不夠謙虛謹慎，違反了黨的實事求是和群眾路線的傳統作風，在不同程度上削弱了黨內生活、國家生活和群眾組織生活中的民主集中制原則。報告動員全黨切實地抓好國民經濟的調整工作，確定了堅決下馬的方針。

然而，彭德懷向中央請了假，不去參加會議，因為報告中有這樣一段話：廬山會議突然出現了以彭德懷同志為首的右傾機會主義反黨集團的進攻，他企圖利用當時工作中的一些缺點和錯誤，來達到他蓄謀已久的篡黨目的。這樣，會議就被迫地不能不轉入反對右傾機會主義的鬥爭，這樣做是完全必要的。這個鬥爭的勝利，對於保衛黨的總路線，保衛黨的團結，具有重大的歷史意義。

彭德懷看到，即使實踐已經證明他的意見沒有錯，他也難於平反。他按下滿腹委屈，說道：“我也不希望平反，只要群眾有飯吃。”

1月27日，劉少奇在大會上講話，在談到廬山會議時說：這場鬥爭是完全必要的，我們開展這場鬥爭是不是隻因為彭德懷同志寫了這封信呢？不是的，僅僅從彭德懷同志那封信的表面上來看，信中所說到的一些具體事情不少還是符合事實的，一個政治局委員向中央的主席寫一封信，即使信中有些意見是不對的，也並不算犯錯誤。

不是為這封信，又是為了什麼呢？彭德懷疑惑不解，急急看下去：

“是由於長期以來彭德懷同志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同某些外國人在中國搞顛覆活動有關”。彭德懷臉色陡變。在廬山上也沒有聽到的新罪名突然出現在中央領導人的正式講話中。接下去：“所有人都可以平反，唯彭德懷同志不能平反。”毛澤東插話：“只要不是裡通外國。”

彭德懷拍案而起，心膽俱裂，怒不可遏，失去一切控制，連聲喊道：“誣衊，誣衊！”伸手抓起電話筒，就找中共中央辦公廳：“請轉主席和劉少奇同志，我彭德懷向黨鄭重申明，沒有此事！”

從此，“裡通外國”就成了彭德懷的第一罪名，他的生命進入了一個真正險惡的歷程，呈現出日愈悲涼的色調。

原來這個“裡通外國”的罪名，是由於1959年5月，彭德懷率中國軍事代表團出訪東歐8個國家，在阿爾巴尼亞參加一次宴會前，遇到蘇共總書記赫魯曉夫，兩人曾寒暄過幾句。在東歐各國，兄弟黨對中國的人民公社化和大躍進很關注，不免問及，彭德懷除談成績外，也承認存在一些問題和缺點。廬山會議批彭時，有人說彭德懷給毛澤東寫信是不是和出國時“取了什麼經有關”。這種捕風捉影的說法，彭德懷當時沒有看得怎樣嚴重。而今天，竟把出訪中這種正常的交往，說成是和赫魯曉夫通謀，搞顛覆，又以此作為不能給他平反的理由。問題不但沒有澄清，反而又升了一級。

“七千人大會”結束，彭德懷繼寫《對八屆八中全會決議的看法》之後，又奮筆寫下了對劉少奇報告中有關廬山會議一段講話的評論。對於報告所說長期以來彭德懷在黨內有一個小集團之說，他問道：“這個小集團的政治綱領是什麼呢？有哪些成員呢？既沒有政治綱領，又沒有具體成員，那不是虛構是什麼呢？”

對於裡通外國，他憤憤寫道：“我同任何外國人都沒有個人接觸。”“完全是無中生有。”

最後，彭德懷寫道：“真理只有一個……這個結論是主觀主義的，事實將要證明它是錯誤的，……這對我是誣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