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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要臉了,又何必為這張爛臉,讓父母受罪?
二哥為我的決定吁了一口氣:“別假裝瀟灑了,我知道你不好受,不過,換了我也會這麼做。喂,你澳洲的同學做哪一行的?”我支吾說:“啊,他是搞娛樂業的。”二哥點頭說:“嗯,難怪,你們是同行。他要是回國內發展,你也幫得上忙,到時說不定有機會報答他。”肖露露編的謊話實在高明,既不暴露自己,又讓我解釋起來合情合理。我附合道:“是啊,誰也不知道明天會發生什麼?”二哥攀我的肩笑說:“你說話越來越有哲理了。走吧,爸醒了,開口就問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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入秋了,天高雲淡,風開始帶來絲絲涼意。我綣縮身子,坐在候機大廳外的臺階上,嘴上的煙幾次被風吹滅,我鍥而不捨地一次次重新點燃。
我害怕坐飛機,坐了無數次一樣害怕。但是,今天我突然不害怕了,甚至希望我搭乘的這趟飛機途中墜毀。安檢如果能檢查到旅客的心思,肯定不讓我登機。
“前往海口的旅客請注意,請馬上接受安全檢查,儘快辦理登機手續,飛機將準時起飛。”
機場廣播催促了,我巋然不動。我也鬧不清我是不適合坐飛機,還是不想走、害怕走?上一次離開省城,以父母雙雙住院告終,這一次離開呢?老天爺作弄,又把我踢回起點,沒有路的起點,何去何從由你自己挑。我越來越發覺我少有主見,或許身邊從不缺為我拿主意的人,以至於養成少自作主張的惰性。小時候有父母哥姐、長大後有肖露露、到海南又有麥守田,我還拒絕了許琴,畢竟,她的主張和我的想法相去太遠。其他人,父母哥姐是強制做主,麥守田整個在騙我,想來想去,惟有肖露露是從我的角度出發。我平生只為自己做一次重大抉擇,那就是學藝,應該說是成功的。
我的思維突然間支離破碎,腦子變成了一部失控的機器,我需要時間整理維修,最好有人醍醐灌頂、有老師指點迷津。
費加羅詠歎調的音樂響了,我莫明其妙地激動起來,飛快從地上站直身,摸出手機拿在手中,久久才放到耳邊。
“我剛下飛機,到烏魯木齊了!”來電的是沈晶,她的聲音很愉悅,“謝謝你,你說的對,我不想再嫌錢了。我賺夠了,剩下的,讓老公去賺。哦,你父母好了嗎?”
我有點失望,正正經經祝福她,告訴她我父母已經好了,又扯了幾句閒話,想快點結束通話。估計她在走出機場的路上,嘴巴興奮地說個不停,我耐著性子聽她講。
“我男朋友接我來了,再見!有機會到新疆來玩。”
沈晶終於結束通話了,我又有點失落。我知道和她不可能再見了,即使去新疆她也不會再見我。不過,她是聽從我的主張,提前回新疆的,接完這個電話,感覺自己並非一無是處,受過我影響的人,不止沈晶一個。遠的有玉米子、蘇柳、宜佳,近的有許琴、老洪、江媚眼,用老人的話說,是修陰功,我父母這一次能夠死裡逃生,說明我可以救贖,還不到無可救藥的地步。
老爹、老孃搬到高幹病房後,明顯好轉。不管什麼傷病,三分治療,七分護理這個說法是有一定道理的。在“難民營”,根本沒有任何護理可言,希望只能寄託於醫生的妙手回春。我不敢說,高幹病房使富人或領導人比窮人和普通百姓更長壽,至少對我老爹、老孃是起作用的。透過多次會診一次手術,老爹再也沒有出現昏迷現象,每天比我們還要精神,霸著電視看體育頻道,不是護士強制關機,他能看通宵。一個月後,他可以生活自理了,整天嚷嚷出院。老孃也奇蹟般好轉,雖說不能恢復如初,但柱柺杖走路已不成問題,醫生說,柺杖也有希望扔掉。
我不要臉看來是值得的。不過,這一期間,我卻度日如年,有點懷念在“難民營”的日子,那時,心無旁騖,只想侍候好父母,恨不得代他們忍受痛苦。搬到高幹病房不同了,護士小姐二十四小時輪值,我和哥姐除了陪伴老人說話解悶,或聽他們發發脾氣外,別的什麼也不用操心。大哥和姐姐乾脆回去上班,剩下我和住省城的二哥,照樣無所事事。我無聊得呼朋喚友,每個週末拉隊到藝術學院踢球,還經常跟老同學、老朋友醉生夢死,但我害怕有人問我,做什麼工作?到省城有何貴幹?第一個問題我答不上,第二個問題倒理直氣壯:“陪父母治病!”我是討厭忙碌,但真正成了一個無所事事的人,那是非常恐怖的。我最大的煩惱,就是自暴自棄不夠徹底,又開始為將來該幹什麼,冥思苦想、勞精費神。如果離開省城,我去哪呢?有時,甚至希望父母好得慢一點,以便得到一個響亮的藉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