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聯合紅軍共同抗日”，藉助共產黨的力量，一方面可以樹立自己抗日形象，另一方面又可以藉此與蔣介石分庭抗禮，閻錫山以“自強救國”為口號，先後在山西組織了許多群眾團體和協會，山西的各種團體協會之多，成了閻錫山的一大發明創造，他自己的頭銜也跟著搖身一變，成了“會長”，他先後將他支援的青年救國會和建設救國社等團體合併，成了自強救國同志會，自己親自任會長，會員有數千人，其中有不少共產黨員和進步人士參加，積極從事抗日救亡活動。

1936年10月，日軍大舉進攻綏遠，直接威脅到山西。山西一批左派青年其中包括共產黨員，倡議組織一個全省規模的抗日團體，定名為“抗日救國同盟會”，號召全國不分黨派，不分階級，不分男女老幼，團結起來，一致抗日救國。閻錫山趕忙派人去說：會長認為組織民眾救國很好，但是抗日救國對日本人刺激太大，怕惹出禍來，會長主張“守土抗戰”、“犧牲救國”，你們還是把“抗日救國同盟會”改為“犧牲救國同盟會”為好，於是“抗日救國同盟會”改名為“犧牲救國同盟會”，閻錫山兼任會長，還特意把共產黨員薄一波請來擔任常務秘書。閻錫山還親自寫了犧盟會會歌，歌詞的最後兩句寫得慷慨激昂：“犧牲已到最後關頭！犧牲已到最後關頭！”

在犧盟會這杆救亡大旗的感召下，全國各地的進步青年都紛紛慕名而來，一時間，山西被譽為全國的抗日前哨。

在大好形勢下，閻錫山卻另有打算，在犧盟會改組後的一次高階幹部會議上，他說：“假如日本人打進山西，我們該怎麼辦？”

大家對這個問題討論了好幾天，最後提出“建立進步軍隊是當務之急”的建議，閻錫山一聽正中下懷，這才是他葫蘆裡要賣的藥。

藉機擴充軍隊，增加實力。於是，以犧盟會為骨幹，成立了軍政訓練委員會，閻錫山自任主任，以“軍政幹部訓練班”、“國民兵軍官教導團”等名義，培養進步青年，為建立新軍培訓幹部。

西安事變之後，成立了“山西青年抗敵決死隊”。閻錫山還把組建新軍的任務交給了薄一波。

“七·七”事變之後，閻錫山“聯共抗日”進一步明朗化。7月31日，他向中共聯絡代表彭雪楓正式表示：“自今日始，你可以用紅軍和中共中央代表的名義，公開進行活動。”至此，中國共產黨同閻錫山達成了建立抗日民族統一戰線的協議。

雖然名義上服從蔣介石，又公開地聯絡共產黨，可是閻錫山在抗日問題上始終不提抗日二字，他的口號是“守土抗戰”，言外之意，你日本人不進攻山西，我就不和你對抗。

閻錫山在和日本人打交道中始終態度暖昧。他曾在日本留過學，在日本政界軍界也頗有人緣。當初他中原戰敗避難大連，到後來重回山西執掌大權，都是日本人暗中幫忙。所以，閻錫山和日本人的關係是司馬昭之心路人皆知。他們彼此之間有過默契：只要閻錫山不讓共產黨和國民黨的勢力進入山西，日本就不進攻山西；反之，只要日本不進攻山西，閻錫山也不抗日。所以，當日軍咄咄逼人妄圖吞併中國的時候，閻錫山用心良苦地提出一個與眾不同的口號，叫做“犧牲救國，守土抗戰”，既不敢說“抗日”，又不掩飾他的根本立場只是守土，即保護自己的地盤。

可是，誰知日本野心太大，背信棄義，全面侵華戰爭一開始，就攻佔綏遠，沿平綏鐵路疾進，直撲山西。眼看著日本人要拋棄他這個暗中盟友，自己的獨立王國朝不保夕，閻錫山這才不得不勉強抗日，擔任第2戰區司令長官，他知道自己的家底晉綏軍戰鬥力弱，何況這是他的命根子，不能全賠進去，於是，只好改變立場來個一箭雙鵰，藉助共產黨和國民黨兩方的力量來抗日，同時，他還可以利用國共之間的矛盾以及山西新舊勢力之間的矛盾從中漁利，以保全他自己的地位。

“七·七”事變後，閻錫山曾詢問蔣介石山西該怎麼辦？

蔣介石精神抖擻地指著牆上的地圖，侃侃而談：“我們跟日本人打仗，不怕從南方打，也不怕從北方打，最令人擔心的是從蘆溝橋打入山西，再經漢中入四川，這是當年忽必烈滅南宋走過的路子。如果日本人佔領了西南，再佔領雲貴、兩廣一帶，我們即使保住南京、上海，這個仗也打不下去。現在唯一的辦法，是設法改變日本人作戰路線，寧可引他沿江而上，也不能讓他走忽必烈的道路。”蔣介石把話一頓，加重語氣地說：“山西必須保住！”

蔣介石答應出兵30萬，一下子把閻錫山嚇呆了。他馬上想到：“30萬中央軍開進來，不用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