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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說的意思我都明白,但是,我的哀哀之情不能自已,罔極之思亦無方。可承朕命以表衷腸,慎無再拒,勉順施行。”意思說,請你們就接受我的命令不要再拒絕了吧,勉勉強強實施就可以了。在當時,朱厚璁的要求比較簡單,就是不能稱自己的父親為“叔父”。嘉靖元年(1522)三月,世宗朱厚璁勉強接受稱興獻王為興獻帝顯陵“興獻帝”、稱興獻王妃為“興國太后”的做法。議禮諸臣如張璁、霍韜、熊浹等人被以各種理由放到外地去做官,只剩下皇帝一個人與整個文官政府抗衡。
但是,朱厚璁在長達一年的與諸臣接觸中,也許早就明白皇帝之尊貴及專制的力量。所以,嘉靖元年(1522)十二月十一日,皇帝傳諭:“興獻帝、後皆加稱皇字。”也就是要稱興獻帝為“興獻皇帝”,稱興獻太后為“興國皇太后”。但是,毛澄等人堅持“興獻帝不宜加皇號”,抗疏力爭。朱厚璁派太監去見毛澄,向毛澄長跪叩頭。毛澄嚇了一跳。太監說:“這是聖上的意思。聖上說:'人誰沒有父母,為什麼使我不能盡表尊崇父母之情?一定要請你改變主張!'”毛澄憤然說:“老臣雖糊塗,但不能讓禮法在我手上破壞,只有一去不參加議禮罷了!”於是堅持辭去禮部尚書一職。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正月,又有南京刑部主事桂萼上疏請求改稱孝宗為皇伯考,稱興獻帝為皇考。這一主張等於是否定了朱厚璁繼嗣孝宗的說法,比當初只要求尊崇親生父親的主張又前進了一步。從而,在朝廷中再掀軒然大波。事情到嘉靖三年(1524)的三月,皇帝與大臣之間達成了和局:尊稱世宗的親生父親為“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這回皇帝似乎也滿意了,也命張璁等人不要再來北京議禮了。但是,對於張璁和桂萼二人來說,深知當初這樣的議論就犯了眾怒,如果不弄垮反對派,勢必在朝廷無法立足。於是,張璁等人又向皇帝上了一道奏疏。大意是說:“稱自己的父親為'本生皇考',其實還是把自己當作是伯父孝宗皇帝的兒子,與稱自己的父親為'皇叔父'其實沒有多大區別;那些大臣們表面上是尊重了您的意見,其實暗地裡還是割裂了您作為兒子對父親的孝情。”皇帝看了這道奏疏,也不再和大臣們商量了,就下詔:“萼、璁來京。”這個時候,當初反對皇帝最激烈的幾個大臣如毛澄、楊廷和、蔣冕,或者死了,或者致仕回家了。
張璁、桂萼入京,掀起了大禮議的又一個高潮。只不過這一次,是議禮派在皇帝的支援下人數越來越多,完全佔據了上風。據說張璁、桂萼一入京,朱厚璁就授他們為翰林學士。翰林中的其他官員竟然紛紛請求辭職,以表示不願與張璁、桂萼二人同事的決心。嘉靖三年(1524)七月,皇帝命去除“本生皇考恭穆獻皇帝”中的“本生”二字,遂引發了反對皇帝過度尊崇親生父親的哭門事件。楊廷和的兒子楊慎對眾臣說:“國家養士一百五十年,仗節死義,正在今日。”於是,群臣跪伏於左順門,大呼太祖高皇帝、孝宗皇帝。朱厚璁命太監傳諭說:“爾等姑退!”但是,群臣到中午時分仍然伏地不起。於是,皇帝命錦衣衛將翰林學士豐熙等8人逮入詔獄。楊慎等人於是撼門大哭,一時“聲震闕庭”。朱厚璁大怒,將五品以下官員馬理等134人逮入詔獄拷訊,四品以上官員姑令待罪。但是,朱厚璁餘怒未息,命將楊慎、張原等糾集者實行廷杖。張原當時即被杖死,楊慎等或削職為民,或充戍邊疆。這件事,當時也稱為“大禮獄”。明代士大夫的風節,在這一事件中表現得非常強烈。但是,這一事件同時也使“衣冠喪氣”,而張璁等人氣勢極為囂張,議禮一事亦沿著議禮諸臣的主張越滑越遠。嘉靖三年(1524)九月,定大禮,稱孝宗為“皇伯考”,昭聖太后張氏為“皇伯母”;稱恭穆獻皇帝為“皇考”,章聖太后為“聖母”。
至此,世宗解決了“誰是我的父親”的問題,明確地表明孝宗朱祐樘只是自己的伯父。但是,正如孟森諷刺的那樣,既然當初反對稱親生父親為皇叔父的理由是“如果稱皇叔,就要講君臣之義”,那麼稱孝宗為皇伯考不是也要講君臣之義嗎,難道要把孝宗當作世宗的臣子嗎?這裡面無疑存在著一個自相矛盾之處。所以,清代人在修《明史》的時候,也總是議論紛紛。為此,學者毛奇齡曾專門寫了一篇《辨定嘉靖大禮議》的文章,從經學的角度專門探討明代人疏於知禮。但是,今天看來,大禮議一事,並無是非曲直,倒是真實地反映了明代皇權的專制力量之強大。後來,議禮一事還不僅停留於此。世宗非但對其生父稱帝稱考,而且稱皇稱宗,乃至超越武宗而配享於明堂。這樣的做法,連張璁等人都覺得有些不對。但是,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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