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張居正（1525～1582），字叔大，號太嶽，湖廣荊州府江陵人。他比較喜歡禪學，又曾自號張居正像太和居士。他對於佛教華嚴宗的《華嚴經》很感興趣。萬曆元年（1573），他在寫給一位朋友李中溪的信中說：“前年冬，偶閱《華嚴》悲智偈，忽覺有省。即時發一弘願：'願以深心奉塵剎，不於自身求利益。'”其實，萬曆元年（1573）至萬曆十年（1582）的10年中，輔弼小皇帝的張居正倒確實是全心地為朝廷辦事。應當說，佛教華嚴宗的獻身精神，造就了後來“工於謀國，拙於謀身”的張居正。對於小皇帝，張居正是無比忠心，有時忠心得有點肉麻。例如，張居正有一次在奏疏中對皇帝說：“今伏荷皇上天語諄諄，恩若父子。”40歲的張居正將10歲的皇帝比作父親，倒也有趣。但是，實際上張居正對於小皇帝的輔導和帝鑑圖說關懷，也是無微不至的。他為皇帝安排了詳盡的視朝和講讀的日程表。大至朝廷用人之道，小至宮中的一些小節，張居正都要細細地與皇帝說。有一次，小皇帝想搞一次元宵燈火，張居正就說：“將燈掛一些在殿上，就可以盡興了。不需要再搞什麼燈棚。接下來的幾年還要有許多大事，例如皇上的大婚、潞王的出閣，每件事都要花很多錢，天下民力有限，還是節省一點好。”小皇帝倒也知趣，說：“朕極知民窮，按先生的話辦吧。”小皇帝對於張居正，也是非常的尊敬，從來不稱名道姓，而是稱“先生”，所下的詔令，凡提及張居正時，都寫“元輔”。萬曆二年（1574）五月八日，皇帝在講讀完畢之後，聽說張居正腹痛，就親手調製了一碗辣面，並要次輔呂調陽陪著張居正一塊吃，其意圖是要以辣熱攻治腹痛。皇帝對於張居正，有充滿人情味的一面。他聽說張居正的父母都還健在，非常高興，賜給兩位老人很多的東西。

萬曆朝的前10年，政府在張居正的領導下，面貌煥然一新。張居正在政治上推行考成法：內閣稽查六科，六科稽查六部、都察院，六部與都察院稽查巡撫、巡按，巡撫、巡按考察地方官員。這樣一來，內閣成為政治運轉的中軸，而吏治也得到了很大的改觀。在經濟上，張居正實行清丈田糧、推廣一條鞭法，結果清查出了大量的隱匿、遺漏田地，在稅收上則將一切徭役折銀，按丁、糧加以攤派，簡化了稅收的條目，也改變了過去賦役不均的狀況。這一切舉措，又都是在小皇帝的支援下進行的，對於明王朝的經濟狀況，有非常大的成效。戶部管轄的太倉庫的收入，從隆慶時期的每年200萬兩銀左右升至萬曆初年平均每年三四百萬兩，京師糧食的貯量也往往是隆慶年間的三倍左右。這一切，都是張居正的功勞。只不過，張居正也許忘了，10年間，除了國家財富的激增之外，小皇帝已經不再是昔日的小皇帝了，而是一個成長為近20歲的青年。在他年輕的心中，除了有對張居正的感激之外，是否也有無法施展自己身手的遺憾呢？如果真是這樣想，那麼要成為大權獨攬的真正皇帝，萬曆小皇帝就必須擺脫張居正的影響。這樣的契機直到萬曆十年（1582）才姍姍來遲。當初的萬曆小皇帝，此時已經是大婚4年的青年。

親政時期

神宗親政之後做的第一件大事，就是清算已死的張居正。萬曆九年（1581）七月張居正患病。患病的原因，據說是“積熱伏於腸胃，流為下部熱症。又多服涼藥，反令脾胃受傷”。當時一些學者像王世貞、沈德符，都推斷張居正喜歡服用春藥，以致熱氣向下或向上發散。張居正在冬天的時候，頭上不敢戴貂皮帽，就是因為熱氣上衝於頭。所以說，張居正的病情，實在是因為他的個人生活的奢侈靡爛所致。當然，張居正操勞國事，過度疲勞，亦是病因之一。從萬曆九年到萬曆十年間，張居正一直沒有請假，堅持辦公。次年二月，張居正舊病復發，雖然屢經名醫醫治，但是張居正自己也知道，自己“精力已竭”，“不過行屍走肉耳”！萬曆十年（1582）六月二十日，一代名臣張居正終於病逝。神宗為之輟朝一天，給予張居正崇高的待遇：諡文忠，贈上柱國銜，蔭一子為尚寶司丞，賞喪銀500兩。然而，兩年之後的萬曆十二年（1584）八月，神宗在都察院參劾張居正的奏疏中批示道：“張居正誣衊親藩，侵奪王墳府第，箝制言官，蔽塞朕聰。……專權亂政，罔上負恩，謀國不忠。本當斷棺戮屍，念效勞有年，姑免盡法追論。”這時候的張居正一家，已經被抄家。張府人口，一些老弱婦孺因為來不及退出被封閉於張府，餓死十餘口；張居正的長子張敬修留下了一份“丘侍郎（橓）、任巡按，活閻王！你也有父母妻子之念……何忍陷人如此酷烈”的遺書