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明代最勤袁崇煥像政的皇帝之一，但另一方面，他的事事親為卻沒有收到很好的效果。正如他自己所說，他雖然不是亡國之君，但事事乃亡國之象。然而，崇禎帝之亡國，未必與己無關，如殺袁崇煥一節，即是愚蠢的自毀長城之舉。

多疑：殺袁崇煥

思宗的多疑，在明代歷史中也是有名的。在他即位不久，就曾經有一個名叫陝嗣宗的御史上疏指出思宗的性格中有“五不自知”，其中有一條即“日涉於猜疑而不自知”。在處理袁崇煥問題上，思宗從極度信任逐漸轉為極度生疑。

袁崇煥，字元素，號自如，祖籍廣東東莞縣，落籍於廣西藤縣。由於是南方人，思宗私下裡稱他為“蠻子”。明代兩廣並不是文化發達的地域，所以當地出身的官員倒確有另外一種氣質。像出身於廣東瓊州府（今海南省）的海瑞，也曾經是一代名臣。袁崇煥的才能，體現在軍事方面。即使在他被殺之前的一段時間，思宗仍是以為“守遼非蠻子不可”。可以說，他是明末最善於與後金軍隊作戰的明軍將領。他是一名文臣，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進士，卻在天啟六年（1626）就做上了肩負東北防務重任的遼東巡撫。這充分說明了他的軍事才能。曾經向思宗推薦過袁崇煥的官員呂純如，對袁崇煥就有“不怕死，不愛錢”的評價。“文官不愛錢，武官不怕死”，就足以開出一個太平盛世來。明代的邊將中，不貪財的極少。像萬曆年間著名的邊將譚綸、戚繼光，都非常善於斂財。明代的許多次兵變，多半是因為邊將的貪財和剋扣軍餉造成的。因此，袁崇煥“不愛錢，不怕死”的性格，也就決定了他必然能夠取得士兵們的擁戴。袁崇煥的軍隊在明末也就成為最能作戰的軍隊。

從萬曆四十七年（1619）的薩爾滸之戰後，在明軍與後金軍隊的力量對比中，後金軍隊明顯佔據優勢。幸好寧遠一戰，袁崇煥用新式武器紅衣大炮勝了一次，暫時使遼東戰局在天啟六年出現轉機。但是，袁崇煥很快被魏忠賢罷免。思宗即位，在處理完魏忠賢一事之後，便全力應付遼東戰局。天啟七年（1627）十一月重新召還了袁崇煥。次年元月，即任命袁崇煥督師薊遼，兼督登萊天津軍務，等於是將遼東的防務全部委託給了袁崇煥。然而僅僅3年過後，崇禎三年（1630）三月十六日的下午，袁崇煥便在京城的西市被凌遲處死，然後傳首邊關示眾。這可說是思宗統治期間最大的冤案。歷史學家們對袁崇煥之冤死，有過許多的解釋，例如袁崇煥“五年平遼”的誇誇其談、擅殺毛文龍、黨爭的後遺症、皇太極的反間計，這些恐怕都是致袁崇煥於死地的重要原因。但是，殺袁崇煥的決定，畢竟是由思宗親自做出，而且立即派刑部侍郎塗國鼎前去執行，更可怕的是實行非常殘忍的凌遲之刑。對比3年前的平臺召見、君臣面晤、賜尚方寶劍，已是天壤之別。其間變化，固不能沒有思宗的心理因素。所謂外因透過內因起作用，若不是思宗素來多疑，皇太極的反間計也未必能成功。關於皇太極的反間計，閻崇年先生在其《正說清朝十二帝》中曾經細述過，無非是效仿《三國演義》中周瑜利用蔣幹盜書的模式，讓俘來的宦官楊某偷聽得“袁經略有密約”的對談，再縱楊某逃跑。楊某一回京城向思宗彙報，自然袁崇煥便麻煩了。況且，此事又發生在後金軍隊逼近京城之時。

袁崇煥在崇禎元年（1628）七月接受皇帝召對時，誇下“五年平遼”的海口。這不但讓皇帝欣喜，更讓在旁的大臣們驚訝。因為，在當時明朝與後金的對抗中，明軍能在遼東抑住後金軍隊的進攻，已屬不易。“五年而遼東外患可平，全遼可復”的豪言壯語，無異夢囈。袁崇煥這麼說，據他自己講，不過是為了“聊慰上意”，暫時寬慰寬慰思宗而已。然而，思宗是一個急於求功、遇事刻苛的主子，到時可是要循名責實的。平心而論，袁崇煥在遼東寧遠、錦州一線的防衛佈置得很好。所以，最終後金軍隊選擇進攻的路線是繞過寧遠、錦州一線，從薊門南下，進逼京師。崇禎二年（1629）十月下旬，後金軍隊10萬到達遵化城下，距京師不過二三百里。十一月初一日，京師戒嚴。袁崇煥的反應是立即命山海關總兵趙率教增援，然後自己也於十一月初五日率兵入關。按照當時總督京城防衛的大學士孫承宗的意見，明軍應當拒敵於順義、薊州、三河一線，而不應退守通州、昌平。但是，袁崇煥先是沒有設法阻截後金軍隊，接著又退守京城。十一月十六日，袁崇煥的大軍到達京師廣渠門外。這樣，袁崇煥此舉無異於縱敵深入，而京城內外的官民因此更受騷擾。一時間，謠言四起，說袁崇煥與後金有密約在先，是故意引後金軍隊入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