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親冒險到這大城市來，確實是一次巨大的感情投資，因為他厭惡大城市。他沒有南方人對紐約的與生俱來的憎惡感，而是源於一種原始而自我中心主義的仇恨；不像我的一個來自南卡羅來納更潮溼的沼澤縣的大學同學的父親對它所懷有的十分離奇的憎惡之情。那個鄉下人拒絕紐約是因為一出離奇的情節劇：他正坐在時代廣場的咖啡店裡想著自己的事兒，這時他看見旁邊一把椅子被一個身材高大、嘻皮笑臉、渾身散發著惡臭的黑人男子搶佔了（禮貌或粗魯與否沒有關係，關鍵是離他太近了），他便將酒瓶狠狠砸在了那雜種頭上。他因此被判重罪，在新新監獄服了五年刑。我父親對這座城市沒有那麼多的苛刻和責難，在他的想象中找不到如此可怕的事兒，腦子裡也沒有什麼邪念作祟——他是一個紳士，一個自由意志者和傑克遜民主黨人。他憎惡紐約只是因為它有他所謂的“野蠻”，缺乏禮儀，那些值得尊敬的公眾習俗早已土崩瓦解。交通警胡亂指揮著混亂不堪的交通，刺耳的警笛，曼哈頓過夜生活的人們有事無事的高聲喧譁等，所有這些都刺激著他的神經，使他噁心翻胃，無法控制自己的大腦，無法平靜。我很想見到他，併為他的這次北上長途旅行而感動。為了看看惟一的兒子，他不惜忍受喧譁、混亂以及大都市野獸般的洶湧人潮的痛苦，來這裡作短暫停留。

我等著蘇菲，有點坐立不安。這時我眼睛一亮，突然被一則訊息所吸引。在《紐約郵報》的第三版上有一篇文章，還附著一張十分可怕的照片。文章是有關臭名昭著的密西西比州種族迫害者、一個盅惑民心的政客森納託·西多爾·金博爾·比爾伯參議員的。文章說，比爾伯——在戰爭期間及以後的一段時間裡，他的面孔與聲音一度充斥於媒體——已決定到新奧爾良的奧茲納診所做口腔癌切除手術。這篇報道傳遞出一個資訊，那就是比爾伯的時間已所剩無幾。照片上的他看上去像具死屍。這太具有諷刺意味了：“此人”曾招致頭腦正常的人（包括南方在內）的普遍憤慨，因為他肆無忌憚地在公眾場所使用“黑鬼”、“樹狸”和“基迦布”之類的字眼，而現在那個部位極富象徵意義地患上了癌症。這個來自松樹叢林的一個微不足道的惡霸曾把紐約市長拉·加第亞叫做“南歐佬”（注1），並把一個有猶太血統的國會議員稱為“親愛的猶太佬”；而現在他飽受癌症之苦，那骯髒的下顎和惡毒的舌頭很快就會安靜下來了——還有許多諷刺，《郵報》的挖苦話多得要用大貨車來拉。看完那篇報道後，我長嘆一聲，默默想著這老惡魔終於要完蛋了。在所有使現代南方形象受到玷汙的人中，他位列第一；並非因為他是典型的南方政客，而是因為他的長舌和過分的自我表現，使他在那些輕信甚至不太輕信的人的眼中成為南方政治家形象的代表，甚至成為一個南方的榜樣。他與最近殘殺博比·韋德的那群野蠻的匿名者一樣，玷汙了南方的優良傳統以及所有好人的名聲。我又一次自語道：很高興與你道別，你這靈魂邪惡的罪人。

儘管啤酒喝得不多，我仍有點輕微的頭暈。我開始對比爾伯的命運沉思起來。我知道他罪有應得，但另一種情感也打動了我的心；我想也許可以叫遺憾——很輕微，但確實是遺憾。我想這種死法十分糟糕，那種癌一定很恐怖，那些可怕的癌細胞離大腦很近——那些可怕的、細小的象鼻蟲侵蝕到面頰、額頭、眼窩、下顎，甚至全部口腔，最後猛烈爆發，將舌頭全部腐蝕、吞沒直至爛掉。我打了個冷戰，並不只是因那個參議員即將遭受的非人痛苦令我產生了說不清的痛苦，而是另外的什麼東西，很遙遠，很抽象，捉摸不定。它使我心煩意亂。我對比爾伯略有了解——就是說，比那些對政治略知一二的普通市民多一些，而且毫無疑問也比《紐約郵報》的記者更多一些。當然我的瞭解也不算深刻，但即使有些膚淺，也比那些破屋爛房裡印出來的報紙更生動、鮮明，能多方面反映比爾伯的性格。我知道比爾伯已無可救藥——他的惡名將一直保留到那些癌細胞塞滿他的口腔並使他窒息而死——但透過這個來自狄克西的惡棍的大腦的每一葉瓣，我仍然可以洞察人類的骨肉和形象。

在大學裡——除寫作之外，我真正潛心鑽研的是美國南部史——我曾奮筆疾書，寫了一篇有關人民黨主義的一次政治運動的長論文。那是一次異想天開、中途流產的運動，其中活躍著一批代表陰暗面的南方煽動家和暴動煽動者。現在想起來，那篇論文幾乎算不上一篇真正見地的論文，但我卻傾注了大量的心血。它為一個二十歲的年輕人掙來了一個十分難得的“A”。我參考和援引了萬·伍德沃德對喬治亞的湯姆·華森的精闢論斷，還專門研究了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