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納粹是那樣可怕和令人畏懼，但云集於太平洋上的日本士兵更像一群散亂狂燥的猩猩，給美國本土構成更大的威脅，且不論他們那更可憎的黃色面板和猥褻行為。但即使這麼一點狹隘的對東方噩夢般的仇恨也並不真實。大多數人幾乎不知道納粹的死亡集中營，這使得斯坦納的反思更具有啟發意義。“同一時間的不同秩序”的連線，當然——對我們不在場的人而言——是在場的人，把我帶回到蘇菲身邊，特別是帶回到蘇菲和黨衛軍的集中營長官魯道夫·弗蘭茲·霍斯的關係上。

我曾好幾次提到過，蘇菲對有關奧斯威辛的事一直保持緘默，對她那不堪回首的過去始終閉口不談。由於她本人（她曾對我承認這一點）一直很成功地麻醉自己的大腦，不讓它回憶集中營的事，所以無論我還是內森對她的過去都瞭解甚少（尤其在過去幾個月裡）。我們惟一瞭解的只是那種再明顯不過的事實，即她差點死於嚴重的營養不良和多種傳染病。所以，那些沉溺於本世紀的野蠻暴行併為此精疲力竭的讀者們在此可以省去對殘殺，毒氣，拷打，虐待，殘無人道的醫學實驗，緩慢死亡，灌吃糞便，瘋狂嚎叫等等足以載入折磨史冊的詳細內容的瞭解，它們已被以下這些才華橫溢的作家用飽含心血之筆寫入了編年史：塔德烏茲·勃洛茨基，讓·弗蘭克·斯坦納，奧爾加·倫基爾，尤金·科岡，安德烈·斯瓦爾茲·巴特，埃裡·韋塞爾，以及布魯諾·貝特爾亨等。對蘇菲在奧斯威辛度過的特殊日子，我認為有必要詳細地告訴讀者。或許這有些扭曲，但我決定要真誠地這樣做。即使她已決定向我或內森暗示她在奧斯威辛二十個月裡的可憎的分分秒秒，或許我還是隻能強行揭開這層面紗，因為，正如喬治·斯坦納所說：“那些未曾親自捲入這種極度痛苦之中的人們並不清楚這些。”我必須承認，我已經被一種猜想所纏繞，常常覺得自己像入侵者一樣，殘忍地侵入了一個說不清道不明、令倖存者一直無法擺脫的苦痛與死亡的領域。一個倖存者——埃裡·韋塞爾曾寫道：“……小說家在他們的作品中隨意地把‘大屠殺’取作題材……不僅削弱了它的意義，也使它的價值大打折扣。‘大屠殺’現在成為風靡一時的流行話題，容易引人注意，並很快獲得成功……”我不知道這些話的確切程度，但我卻意識到了它存在的風險。

然而，我不能接受斯坦納“沉默就是回答”的看法，以及“不要再為無法言說的事情增加任何文學或社會學意義上的瑣碎無益的爭論”這一觀點。我也不認為“在某些現實面前，藝術的再現是不切實際和微不足道的”。我發現了蘊含其中的一絲真誠，尤其是因為斯坦納也沒有保持沉默。確實，正如所表現出來的那樣，有些事情是不可理解的。奧斯威辛的罪惡長時間保持著一種無法理解的狀態，我們沒有去理解它，它也就永遠不可理解，無論這種理解是多麼不深刻；斯坦納自己也補充說，下一步最好就是“努力去理解它”。我一直在想，也許瞭解了蘇菲，就可能對奧斯威辛有了一絲瞭解，因為蘇菲至少是一連串矛盾的集合體。雖然她不是猶太人，卻承受了每一個猶太人所遭受的痛苦之後才得以倖存，在某種程度上甚至承受著超過大多數人的深深的痛苦——我想這需要得到證明。（許多猶太人根本無法看清納粹滅絕種族的大屠殺的狂暴本性後面的東西，因此作為猶太人的斯坦納，他對猶太人命運的沉思也存在不可原諒的空洞。他對大量的非猶太人——如斯拉夫人和吉普賽人，極為簡略地一筆帶過，而事實上他們在集中營裡與猶太人一樣被無情的殺人機器吞沒，雖然這一過程有時不是有條不紊地進行的。）

如果蘇菲僅僅是一個受害者——像一片無助的隨風飄飛的枯葉，像她的許多已罹難的同胞那樣是沒有意志的生靈——她或許只是迷失在布魯克林風暴中的可憐蟲，心裡沒有不可告人的秘密。但事實上，在奧斯威辛（這些是那個夏天她一點點地向我吐露的），她的確是一個受害者，但同時還是一個幫兇，參與了對猶太人的大屠殺——無論這參與是如何偶然、模稜兩可和不確定，親眼目睹了猶太人化成的青煙從比克瑙的大煙滷裡繚繞升空。每當站在她的俘獲者，魯道夫·霍斯那間屋頂閣樓的窗戶旁，穿過窗外那片已乾枯的秋天草地朝外張望時，她總能看到它。那時，她心裡只有無法壓抑的愧疚——她沒有把這種愧疚告訴過內森；但在沒有任何細微跡象的情況下，他卻經常殘忍地揭開它，使她無法從令人窒息的犯罪同謀的罪惡感中掙脫出來。因為在那段時間，她一直扮演的正是這個角色———個強烈地仇恨猶太民族的惡毒角色。

蘇菲曾對我說，她在奧斯威辛期間一共發生了兩件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