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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二十年了，真是白駒過隙！我在耶塔公寓備受煎熬終於寫就的那部家庭悲劇業已付梓（它受到的歡迎遠遠超出我那年輕的希望）；此外我還寫了其他一些小說，以及一些在六十年代盛行一時但枯燥乏味的新聞文章。但是，我那顆仍然嚮往文學的心——仍像胡爪魚一般垂死掙扎著。令我高興的是，1967年，那部作品的出版使這種瀕死狀態宣告結束，不僅使我個人獲得成功的滿足，同時還實現了作為一名小說家對哲學和美學的要求，贏得了成千上萬的讀者——雖然事後證明，並非所有的人都喜歡它的結局。不過，這是另外一碼事。如果人們能諒解我的嬌縱的話，我會直截了當地說，那一年是我的豐收年。

但事情往往難以完美無缺。多年努力後一旦獲得成功，往往使人陷入一種灰暗的萎靡不振的危機狀態。許多作家在完成一部作品後都會產生這種感覺，就像經歷一次死亡。人們總想重新回到那潮溼溫暖的子宮，重新變回卵的狀態。然而職責會一如既往地召喚你。我又一次想到了蘇菲。二十年了，蘇菲以及她的生活——過去的以及和我們在一起的；還有內森，他和蘇菲的冤冤不解、糾纏不休以及最後的惡化，那可憐的金髮波蘭寶貝因此墜入絕望與毀滅的情形。這一切盤旋在我腦海中，早已根深蒂固，揮之不去。那年夏天的情景猶如老相簿中黑色紙頁上的一張泛黃的照片，隨著我步入中年而越發陳舊和模糊不清，然而，那年夏天的痛苦仍叫嚷著要一個解釋，於是在1967年的最後幾個月裡，我開始認真思索蘇菲和內森的悲劇命運。我知道我早晚會舊事重提的，就像多年前我成功地對另一個年輕女人——瑪利亞·亨特做過的那樣。由於種種原因，過了許多年我才開始寫蘇菲的故事，但我在那段時間裡做了充分準備。我要求自己儘可能多地掌握一些史料，於是大量翻閱了《集中營的世界》一書；同時，喬治·斯坦納的文章帶給我一次認識上的撼動。

“雖然我經常寫某種東西，但仍然抓不住它，那就是時間的聯絡。我試圖把它們放在能被人們所理解的角度去表達。”喬治·斯坦納寫道。他剛引用了兩名在特雷布林卡集中營悲慘死去的猶太人的例子。“梅林和蘭納被處死時，許許多多的人們正在兩英里外的波蘭農場，或五千英里外的紐約，酣睡，飽食，或看電影，或做愛，或為是否看牙醫而焦慮不安。這正是我的想象力的受阻之處。同時發生的兩種秩序截然不同，與人類的任何一種價值準則相悖。它們同時存在，完全是觸目驚心的矛盾——特雷布林卡為一些人所建，同時為另一些人所允許存在——為此，我一直對時間的聯絡迷惑不解。難道正如科普小說和諾斯迪克教義所暗示的那樣，在同一世界有兩種截然不同的時間種類，與‘好時光’如影隨行的，必定是如同撒旦之網的野蠻時期嗎？”

在讀這篇文章之前，我也認真地思考過，也同樣對時間的聯絡迷惑不解——例如，我已或多或少地提到我在1943年四月的第一天所幹的事。那天，蘇菲走進奧斯威辛，落入“活地獄的魔窯”。而1947年的晚些時候——蘇菲的苦難歷程開始後相對重要的一段時間，我絞盡腦汁想讓自己回到蘇菲走進地獄大門的那一天，1943年四月一日，愚人節。我找到了一些線索。父親的來信證實了我的行蹤，使我回憶起那天下午發生在我身上的事情。蘇菲踏上奧斯威辛火車站的站臺時，正是北卡羅來納羅利城一個美麗的春日上午，當時我正拼命往肚子裡填香蕉，已經吃得快要吐出來了。這是為幾小時後參加海軍陸戰隊的體檢所做的準備。我那時十七週歲，身高已超過六英尺，體重卻只有一百二十二磅。我知道必須增加三磅才能勉強達標。我赤裸著站在臺秤上，胃脹鼓鼓的，像一個備受飢餓後狂餐一頓的災民，面前是一位稍稍年長的肌肉結實的徵兵中士。他盯著我那豆芽一般瘦削的身架驚歎道：“基督耶穌（還順口說了一個有關愚人節的粗俗笑話）。”我以幾盎司的“優勢”勉強透過了體檢。

那一天我還沒聽說過奧斯威辛，也不知道什麼集中營，什麼歐洲猶太人集體滅絕，甚至不知道納粹。對我來說，那場世界大戰的敵人是日本人。我完全不瞭解盤旋在諸如奧斯威辛、特雷布林卡、貝爾根—貝森這些名字上空的灰色煙塵意味著什麼。但對大多數美國人，實際上對大部分生活在納粹恐怖範圍之外的人來說，難道不都是這樣嗎？“同一時間存在不同的秩序，彼此一無相似也絕無交流，”斯坦納繼續寫道，“或許對我們這些沒有親臨其境的像生活在另一星球上的人來說，這是必要的。”太對了——尤其當成千上萬美國人認為罪惡的化身並不是納粹（這一點常被人遺忘）時。儘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