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詳細地披露一個狂熱的極權主義者的靈魂。好幾年後，這篇東西被翻譯成英文（康斯坦丁·菲茨基博恩的精彩譯作），現在被收入一套名為《黨衛軍眼中的奧斯威辛》的叢書，由建立在集中營原址上的波蘭國家博物館出版。它對霍斯靈魂的剖析，對那些渴望瞭解罪惡本質的人們相當有用。當然，這也是一本應被廣泛閱讀的書，如全世界的心理學教授們，傳播福音的牧師們，猶太法學家，歷史學家，作家，政治家，外交官，性解放擁護者們，律師，法官，犯罪教育學家，喜劇演員，電影導演，旅行家……總之，任何致力於影響他人意識的人——還包括我們可愛的孩子們，這些八年級的早期美國領導者們都應該好好讀一讀這篇自白，把它與《麥田裡的守望者》、《洞窯人》以及美國憲法一起列入必讀書目。在這篇自白裡，我們可以發現我們對真正的罪惡其實一無所知；而大多數小說和電影中所描繪的罪惡如果不是假的，也是極為平庸的，常常是粗製濫造的諸如暴力、幻想、神經過敏造成的恐懼以及鬧劇的混合物。

這種“虛幻”的罪惡——我們再次引用西蒙·威爾的話——“是浪漫和富於變化的，而真正的罪惡是那樣模糊、單調和令人乏味的”。毫無疑問，這些話描繪出魯道夫·霍斯的性格特徵及思維方式。他的內心世界是如此平庸，以至於漢娜·阿蘭特在他被絞死幾年後，還把這作為一個極富說服力的範例。霍斯很難說是一個濫施淫威的人，他並不野蠻殘暴，甚至並不兇狠。我們甚至可以把他稱作一個肯幫忙的正派人。確實，傑西·拉維卡，為霍斯寫傳記的波蘭編輯，也是奧斯威辛的倖存者，曾因他的難友們在霍斯濫施酷刑的指控中作證而隱晦地責備過他們。“霍斯絕不屑於做這樣的事，”拉維卡堅持說，“他有更重要的職責。”正如我們所見，這位長官是一個以家庭為重的人，卻盲目地獻身於職責與使命；他因此成為一個機構裡的自動裝置。在這個機構裡，人們如同進入道德的真空，每一個細胞裡的良知和羞恥心都被清洗一淨，不再是罪惡，而是如同漂浮於身外的天真無邪的幻覺。然而這種自動裝置卻是血肉之軀，就像你我一樣；他生長在一個基督徒家庭，差一點成為一個天主教牧師；那種精神上甚至是道德上的痛楚不時襲擊著他，就像無法治癒的頑症一樣。正是這種痛楚，這種人道的反應在冷酷無情和絕對服從的機器人體內攪動，使得他的回憶錄如此令人著迷，如此恐懼異常，以至富有極深的教育意義。

有關他的早期生活可以用一言概之。1900年出生，與托馬斯·沃爾夫同年，痴迷於相同的口號：“啊，迷茫，風吹走靈魂，帶來悲傷……”霍斯的父親是一名退伍的德國陸軍上校。父親想讓他成為一名神學家，但一次大戰爆發了，霍斯那時還只是個十六歲的孩子，便參了軍。他參加了中東土耳其和巴勒斯坦的戰鬥，十七歲時便成為德國武裝力量中最年輕的未授軍銜的軍官。戰後，他加入了一個國家軍事小組，1922年遇見了後來影響並束縛他一生的阿道夫·希特勒。霍斯很快折服於國家社會主義的理想以及它的領導人，成為一名狂熱的納粹黨的正式成員。他很快便實施第一次謀殺。這也許並不令人覺得奇怪。他被判入獄。從那時起，他便知道謀殺將是他一生的職責。受害者是個教師，名叫卡多，一個自由政治派別的頭兒。納粹認為這個組織對他們有威脅。服刑六年後，霍斯流落到一個叫布魯斯特嚓夫特的鄉村當了農夫，並在那兒結了婚，生了五個孩子。那兒靠近多暴雨的波羅的海，霍斯整日身處大片成熟的大麥和小麥中，日子便這樣沉悶地過了好幾年。他需要一種更刺激的生活。這個願望終於實現了。那是三十年代中期，在布魯斯特嚓夫特，他遇見了從前的一個老朋友，海因裡奇·希姆萊，他輕而易舉地說服霍斯扔下了犁和鋤頭，去體驗黨衛軍可能給予的那種令人愜意的快感。而希姆萊（從他的自傳中可以發現，他本人便是一個謀殺和行刺的狂熱愛好者）相信，霍斯十分適合他意想中的重要工作。在接下來的十六年裡，霍斯不是在集中營中當司令官，便是做著與之相關的上層工作。到奧斯威辛之前，他最重要的職位是在達考開始的。

霍斯與一個人的關係發展最終促進了事業的輝煌。此人很快將成為他的上司：他便是阿道夫·愛希曼。愛希曼培養和開發了霍斯的天才與智慧，這些後來在《殺人的藝術》中得以充分體現。1941年，愛希曼開始感到猶太人問題成了一個麻煩。這不僅是因為這項即將來臨的任務規模巨大，而且還因為“最後解決”面臨很多困難。直到大屠殺開始前，集體滅絕是由黨衛軍在小範圍內實施槍殺，但這樣做導致血汙遍地，很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