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潛伏著善與惡，他的這一舉動是對納粹的典型的宗教式反抗。

我為什麼認為這與宗教有關？一方面，或許是因為蘇菲關於忠誠的宣告引起了他的特別關注。但我寧願用另一個插曲來解釋，這是蘇菲講完這個故事後不久又補充的。她告訴我說，在到達奧斯威辛後的一段日子裡，她一直處於十分震驚的狀態之中，為那傾斜的月臺上發生的事，也為吉恩消失在兒童營的背影。她幾乎無法正常思維。但在她所在的營區中，兩個設法躲過挑選的德國猶太女人的談話引起了她的注意。從她們的描繪中，她得知她們說的正是把伊娃送進毒氣室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蘇菲清楚地記得，其中一個從柏林夏洛屯堡區來的女人說，她年輕時就認識這位醫生。不過他在站臺上沒認出她來，而她對他也不十分熟悉，雖然他們曾是鄰居。出於某種原因她只記得有關他的兩件事（這也是蘇菲一直無法忘掉的兩件事）：英俊的相貌；以及他是一個虔誠的信教者。他一直堅持上教堂做禮拜，一度渴望成為一名牧師。但在他那貪圖錢財的父親的逼迫下，他學了醫。

蘇菲對醫生的其他回憶也說明他是個教徒，或至少是一個相信報應，一直在尋求贖罪，獨自尋求新的信念的人。比如說酗酒——這只是一個象徵。所有對納粹的回憶都表明，黨衛軍軍官（包括醫生）幾乎都像修道士一樣嚴謹，自制，忠於職守。然而，屠宰場卻激發了人們最原始的渴望。人們呆在焚屍爐的隔壁，大量地消耗酒精。這個血腥的工作大多是由招募來的人具體操作，他們被允許（的確也很需要）用酒精來麻醉自己。除了這項特殊的工作之外，黨衛軍的軍官們像別處的軍官一樣，希望自己能保持一種高貴的舉止，特別是在執行任務的時候。那為什麼蘇菲恰好遇上喝得醉熏熏的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他不僅面紅耳赤，酒氣熏天，而且邋裡邋塌，衣領上沾著飯粒。對一個醫生來說，這無疑是一種危險的心境。

我常常設想，弗里茲·詹蒙德·馮·聶蒙德醫生在他生命的危機時刻遇見了蘇菲。他尋求靈魂拯救，可他的精神卻像竹子似的劈裂，崩潰。或許人們只能透過他後來的生涯進行反思，但顯然他不能像他的上司，黨衛軍頭目魯道夫·霍斯那樣拋棄上帝，卻對外宣稱上帝仍在他心中。在如此令人噁心的環境中呆上幾個月後，誰還能相信上帝呢？每天等著從歐洲各地開來的無休無止的列車，然後從成千上萬的人群中選出健康者，把老弱病殘送進焚屍爐。他知道他所效力的苦役營（也是殺人機器）是對上帝的嘲笑和否定。還有，他屬於納粹龐大機構中的最低層。所以在這樣一個地方，隨著時間的推移，他不可能繼續保持他的信念，而早已用對現實的認識代替了上帝。他每天面對數以萬計的猶太人，對他們做出選擇，所以當希姆萊“所有的猶太人勿需挑選一律解決”的命令下達時，他如釋重負，再也不用日復一日地用那雙眼睛做生與死的選擇。他可以離開那恐怖的斜坡，傾心於他的醫學研究。（這也許更令人難以置信，但在奧斯威辛龐大而複雜的機構中，確實允許一部分人從事一些真正的醫學研究，同時也進行一些鮮為人知的醫學實驗。不過如果馮·聶蒙德醫生敏感的話，他一定是會設法迴避的。）

但希姆萊的命令很快就撤銷了，因為IG公司和別的工廠需要大量的勞動力來填充他們貪得無厭的胃；於是這位受盡折磨的醫生只得又回到斜坡上，又開始挑選。不久，只有猶太人被送進毒氣室。但直到最後的命令下達之前，猶太人和雅利安人人都必須經過挑選這一關。（偶爾也有例外，如從莫爾金尼亞運來的猶太人全部直接走向了死亡）。這新的恐懼像堅硬的鋼刺扎著醫生的靈魂，威脅著要撕碎他的理智。他開始酗酒，開始胡吃海塞，忘掉上帝，哦，我的上帝在哪裡？

他最終會找到答案的。我相信，總有那麼一天，事實真相的揭露會讓他見到希望的曙光。這些都與罪惡有關，或者說，與罪惡感的缺席有關。他自己會認識到，罪惡感的缺席與上帝的缺席不可分割地交融在一起。沒有罪惡感！他在他曾參與的犯罪中承受著乏味枯燥和焦慮，甚至還有強烈的反感，但沒有絲毫的罪惡感，也未想到他將成千上萬的無辜者送入地獄之門有違天意。一切都那麼單調。他的所有惡行都是在一個沒有上帝，沒有罪惡感的真空中進行的，一切都是公事公辦。他只在靈魂中呼喚上帝。

讓他重新相信上帝不是異常簡單嗎？實際上，上帝是否存在一直令他迷惑，因而他用罪惡的行為來尋求答案。人類不是先犯下原罪，然後才走向光明的嗎？

於是，他懷著這種強烈的犯罪慾望拆散了蘇菲和她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