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蘇菲，求求你，這些事不是你的錯。求求你，蘇菲，別再折磨自己啦！——這會讓你發瘋的。別再想它了！”我壓低聲音，並且用了一個我從未曾使用過的十分親暱的字眼，令自己也吃了一驚。“求求你別想了，親愛的，為了你自己。”“親愛的”這個詞兒像炸彈似的從我的嘴裡蹦了出來，而且用的是丈夫的口吻——不管怎樣，我必須說出來。

今年夏天無數次湧到嘴邊的話幾乎脫口而出——“我愛你，蘇菲。”對說出這話的期盼使我的心狂跳不已。但我正要開口時，蘇菲說她要去洗手間。她把杯裡的酒喝完，這才離開。我擔心地看著她那搖搖晃晃走到車廂尾部的背影，然後開始看《生活》雜誌。後來我一定打瞌睡了，或許完全睡著了。整晚的勞累不眠和緊張不安，使我一下子沉沉睡去。當我被列車員的聲音驚醒時，至少已過了一個小時甚至更久。蘇菲還沒有回來，恐懼猛然像無數隻手在我的身上亂抓。我害怕極了。外面一片漆黑，隧道的燈一閃而過，我知道列車正在離開巴爾的摩車站。一般情況下我要花兩分鐘時間才能穿過擁擠的人群來到車廂尾部，可現在僅用了幾秒種，我便從胸貼著胸背靠著背的人群中擠了過去，推搡著肩膀和臀部，碰倒了一個小孩，不顧一切地撞開女廁所的門。我為什麼會認為她還在那兒？一個披散著滿頭亂髮，下巴上撲滿金盞花粉的肥胖黑人婦女衝著我怒吼：“滾出去，你這瘋子！”我趕緊跑開了。

我發瘋似的把頭伸進一間又一間包廂，希望能看見蘇菲的影子。兩種情形在我的腦海交替出現：或許她迷了路，跑進某一個包間裡睡著了；或者，她在巴爾的摩下了車——哦，媽的，這種情形簡直不堪想象。我又開啟更多的包間和洗手間的門，穿過四五節豪華車廂的餐廳，滿懷希望地掃視著每一個進餐者。幾個系白圍裙的黑人侍者在過道上來回穿梭，車廂裡瀰漫著一股烹調的油香味兒。最後只剩下娛樂車廂。一個收銀臺，一個管理員——一個討人喜歡的灰髮中年婦女。她抬起頭，一雙充滿哀傷的眼睛看著我。

“對，一個小可憐兒。”聽清我急急的詢問後，她回答說，“她在找電話。想想看，在火車上！她想往布魯克林掛電話。可憐的，她在哭。唔，好像還有點醉。她朝那邊去了。”

我在車廂盡頭找到了蘇菲。那地方無人去，噪音很大，鎖死的玻璃門上罩著鐵絲網。此時，早晨的陽光正照射在上面，透過玻璃可以看見馬里蘭綠色的松樹林。蘇菲正坐在地板上，背靠著牆，那頭金黃色的頭髮在風中飄著，一隻手還抓著酒瓶。就像幾周前那次奔向大海深處的游泳一樣，她愧疚、悲傷、絕望，已走到她不能再走的地方。她抬頭看著我，對我說了句什麼，可我聽不清。我俯下身子，此時——我從她蠕動的嘴唇讀出一部分，透過她悲傷的聲音讀出了另一部分——我聽見她說：“我覺得我不行的。”

也許在形形色色的人中，旅館服務員是最見怪不怪的。但我至今仍感到奇怪的是，當一位自稱威爾伯·恩特維斯特爾的年輕牧師身穿顯然非基督教教職人員穿的印度斜紋西服，惹人眼目地手持《聖經》，身邊帶著一位蓬頭垢面、滿臉淚痕、爛醉如泥、一直咕噥著外國話的妻子，出現在離國會山不遠的議會飯店時，服務檯那位年老的登記員究竟是怎樣想的？在四十年代前後，未婚男女不能在旅館登記住入同一個房間；還有，用假名謊稱夫妻登記也被視為重罪。如果女士醉酒的話，則風險更大。儘管如此，我還是決定冒一次險。但我必須把自己設計成一個十分虔誠的角色，這樣比較容易矇混過關。於是我在火車即將進站前，翻遍衣箱找出了一本黑色真皮封面的《聖經》拿在手上，然後在旅館登記薄上大大方方地寫上我的地址，以證明我的身份的合法性：聯邦神學院，里奇蒙德，弗吉尼亞。看見他的注意力完全被我吸引而不再注意蘇菲，我鬆了一大口氣。這位臉部肌肉下垂的老先生是南方人（有許多南方人在華盛頓打工），對我極為信任。他用南方風格的問候語親切地說：“祝你們愉快，尊敬的牧師先生及夫人。你屬於什麼教派？”

我正要回答說“長老會”，但他已經像警犬似的衝著虔誠的同夥親切地吠叫起來：“我嘛，我是一個浸禮會教徒。我到華盛頓的第二浸禮教堂做禮拜已經十五年了，那兒有一位優秀的佈道者，威爾科克斯牧師。你聽說過他嗎？他來自弗吉尼亞的福魯萬納縣，我也是在那兒土生土長的。當然了，他還很年輕。”我開始朝房間走去，蘇菲沉重的身子靠在我的胳膊上。他搖鈴叫來這旅館的惟一的侍者，一個睡眼惺鬆的黑人男孩，然後遞給我一張卡片：“你喜歡海鮮嗎，牧師？你可以去濱水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