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嘗不同也。二子之道，如是而已。益法者所以適變也，不必盡同；道者所以立本也，不可不一。此理之不易者也。故二子者守此，豈好為異論哉？能勿苟而己矣。可謂不惑於流俗而篤於自信者也。

戰國之遊士則不然，不知道之可信，而樂於說之易會。其設心注意，偷為一切之計而已。故論詐之便而諱其敗，言戰之善而蔽其患。其相率而為之者，莫不有利焉而不勝其害也，有得焉而不勝其失也。卒至蘇秦、商鞅、孫臏、吳起、李斯之徒以亡其身，而諸侯及秦用之，亦滅其國。其為世之大禍明矣，而俗猶莫之悟也。惟先王之道，因時適變，法不同而考之無疵，用之無敝，故古之聖賢，未有以此而易彼也。

或曰，邪說之害正也，宜放而絕之。則此書之不泯，不泯其可乎？對曰，君子之禁邪說出，固將明其說於天下。使當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從，然後以禁則齊；使後世之人，皆知其說之不可為，然後以戒則明。豈必滅其籍哉？放而絕之，莫善於是。故孟子之書，有為神農之言者，有為墨子之言者，皆著而非之。至於此書之作，則上繼春秋，下至秦、漢之起，二百四五十年之間，載其行事，固不得而廢也。

此書有高誘注者二十一篇，或曰三十二篇。《崇文總目》存者八篇，今存者十篇雲。編校史館書籍臣曾鞏序。

李格非書戰國策後

《戰國策》所裁，大抵皆從橫捭闔、譎誑相輕、傾奪之說也。其事淺陋不足道，然而人讀之，則必鄉其說之工而忘共事之陋者，文辭之勝移之而已。且壽考安樂、富貴尊榮、顯名愛好、便利得意者，天下之所欲也，然激而射之，或將以致人之憂。死亡憂患、貧賤苦辱、棄損亡利失意者，天下之所惡也，然動而竭之，或將以導人之樂。至於以下求小，以高求大，縱之以陽，閉之以陰，無非微妙難知之情，雖辯土抵掌而論之，猶恐不白，今寓之文字，不過一二，言語未必及，而意已隱然見乎其中矣，由是言之，則為是說者非難，而載是說者為不易得也。嗚呼！使秦、漢而後復有為是說者，必無能載之者矣！雖然，此豈獨人力哉！蓋自堯、舜、夏、商，積製作，以至於周，而文物大備。當其盛時，朝廷宗廟之上，蠻貊窮服之外，其禮樂制度，條施目設，而威儀文章可著之簡冊音，至三千數，此聖人文章之實也。及周道衰，浸淫陵遲，幽、厲承之，於是大壞；然其文章所從來既遠，故根本雖伐，而氣焰未易遽熄也。於是浮而散之，鍾於談舌，而著子言語。此莊周、屈原、孫武、韓非、商鞅與夫儀、秦之徒，所以雖不深祖吾聖人之道，而所著書文辭，駸駸乎上薄六經，而下絕來世者，豈數人之力也哉！

今《戰國策》宜有善本傳於世，而舛錯不可疾讀，意天之於至寶，常不欲使人易得，故餘不復竄定，而其完篇，皆以丹圜其上雲。

王覺題戰國策

《戰國策》三十三篇，劉向為之序，世久不傳。治平初，始得錢塘顏氏印本該之，愛其文辭之辯博，而字句脫誤，尤失其真。丁未歲，予在京師，因借館閣諸公家藏數本參校之，蓋十正其六七；凡諸本之不裁者，雖雜見於《史記》他書，然不敢輒為改易，仍從其舊，蓋慎之也。

當戰國之時，強者務併吞，弱者患不能守，天下方爭於戰勝攻取，馳說之士因得以傳說取合時君。其要皆主於利言之，合從連橫，變詐百出。然自春秋之後，以迄於秦，二百餘年興亡成敗之跡，粗見於是矣！雖非義理之所存，而辯麗核緯，亦文辭之最，學者所不宜廢也。

會有求於本以開板者，因以授之，使廣其傳，庶幾證前本之失雲。清源王覺題

孫樸書閣本戰國策後

臣自元祐元年十二月入館，即取曾巫三次所校定本，及蘇頌、錢藻等不足本，又借劉敞手校書肆印賣本參考，比鞏所校，補去是正，凡三百五十四字。八年，再用諸本及集賢院新本校，又得一百九十六字，共五伯五十籤，遂為定本，可以修寫黃本入秘閣。集賢本最脫漏，然亦間得一兩字。癸酉歲，臣樸校定。

右十一月十六日書閣本後　孫元忠

孫樸記劉原父語

此書舛誤特多，率一歲再三讀，略以意屬之而已。比劉原父雲：“吾老當得定本正之否邪？”

耿廷禧戰國策括蒼刊本序

餘至括蒼之明年，歲豐訟簡，頗有文字之暇，於是用諸郡例，鏤書以惠學者。念《戰國策》未有板本，乃取家舊所藏刊焉。是書訛舛為多，自曾南豐已雲“疑其幣可考者”，今據所藏，且用先輩數家本參定，以俟後之君子而已。

昔袁悅之還都，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