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出席中共“六大”的負責人時，便和李立三有過小小的爭論。那天，斯大林穿了一身軍裝，一雙肥大的皮靴，在莫斯科一間小型會議室裡，會見中共領導向忠發、周恩來、蘇兆徵、蔡和森、項英、瞿秋白、張國燾、李立三。斯大林分析中國形勢時，說：“中國革命形勢現在還是退潮而不是高潮，但正走向高潮。現

在處於兩個高潮之間。”可是，李立三發言時，卻說：“中國還是處於高潮。”

斯大林搖頭，拿起一張紙，用紅鉛筆畫了兩個波浪，指著波浪間的低處說：“中國革命正處於這個地方。在低潮時也會有幾個浪花的。別把這浪花當成高潮！”這一歷史性的小插曲，準確地折射出李立三的“左”的急性病。那個年月，“左”是流行病。共產國際也“左”，周恩來有時也“左”。不過，周恩來畢竟穩健，經驗遠比李立三豐富，因此李立三的“左”病常受周恩來約束。誠如李維漢所言：“恩來走後，立三更加獨斷專行，政策越來越‘左’。有關中國革命的重大問題的決策，往往由他個人決定，黨的政治生活處於極不正常的狀態。”李維漢：《回憶與研究》，上冊，第三百○四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

周恩來剛走，李立三便發表《準備建立革命政權與無產階級的領導》一文，鼓吹道：鄉村是統治階級的四肢，城市才是它的頭腦與心腹，單隻斬斷了它的四肢，而沒有斬斷它的頭腦，炸裂它的心腹，還不能置它於死命。要達到此目的，就要靠工人階級最後的激烈的武裝暴動。

李立三下令迎接“紅五月”，各地中共組織要舉行工人總罷工、總示威。五月一日是國際勞動節，那天，光是上海便組織了一萬多人湧上南京路遊行，結果使許多人被捕。可是，李立三卻以為“中國革命的高潮已經到來”，再不是斯大林紅鉛筆所畫的波谷。他聲稱：“現在的革命好比干柴，一根火柴就可以點燃，準備武裝暴動的時候到了！”李立三重蹈瞿秋白的覆轍。他又一次在中國掀起“左”的浪潮。他的登峰造極之作，是那篇《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由中共中央政治局於一九三○年六月十一日透過。那篇檔案，被稱為“立三路線”的“綱領性檔案”。李立三以發燙的頭腦，寫下發燙的字句：

“新的革命高潮已經逼近我們的面前！”

“暴動的時候要到了，大家組織起來！”

“革命可以在一省或幾省區首先勝利！”

“準備一省或幾省首先勝利，建立全國革命政權，成為黨目前戰略的總方針！”

向忠發對李立三言聽計從，支援他的暴動計劃。有了總書記的支援，李立三也就“名正言順”地動用中共中央的名義，對各地下達暴動計劃：

組織武昌暴動！

組織南京暴動！

組織上海總同盟罷工！

李立三甚至異想天開，要把蘇聯西伯利亞的十萬華工武裝起來，投入戰鬥！甚至“蒙古在中國暴動勝利時，應在政治上立即發表宣言，與中國蘇維埃政權聯合，承認蒙古是中國蘇維埃聯邦之一，緊接著大批出兵進攻北方”！李立三這一系列“左”傾暴動計劃，又一次使中共蒙受了慘重的損失。

常言道：“吃一塹，長一智。”犯過“左”傾盲動錯誤的瞿秋白，此時的頭腦倒是清醒的。當他在莫斯科讀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時，他當即說了一句一針見血的話：“李立三發痴了！”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瞿秋白的復出和再度挨批

莫斯科車站，兩個中國男子匆匆踏上了西去的列車。他倆急於回國，照理說是應當乘東去的列車，但他倆一反往日的路線，取道德國回去。兩名中國男子，一個叫“斯特拉霍夫”，一個叫“伍豪”，即瞿秋白和周恩來。他們心急如焚，要趕回去制止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一接到李立三的《新的革命高潮與一省或幾省的首先勝利》，不光是他倆著急，共產國際執委會也著急了。於是，共產國際執委會立即與他倆一起，起草了《共產國際執行委員會關於中國問題的決議》。由於這份決議是在一九三○年七月二十三日作出的，又稱“七月決議”。他倆帶著“七月決議”，踏上歸程。為了避免萬一的意外使兩人同時被捕，在德國時周恩來先走一步，這樣，他於八月十九日先回到上海。八月二十六日，瞿秋白也回到他闊別兩年多的上海。瞿秋白和周恩來給頭腦正熱的李立三帶來了清涼劑——共產國際執委會的七月決議，來了個急剎車，結束了“立三路線”。

緊接著，九月二十四日至二十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