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瞿秋白復出了，有了錯誤的教訓，又有了兩年的冷靜反思，瞿秋白比過去顯得更成熟。不過，大抵由於瞿秋白有過類似於李立三的“左”傾經歷，他對李立三的批評是溫和的，只是說他“犯有‘左’的冒險主義傾向的錯誤”，而不是說他犯了路線錯誤。對李立三的處理也是溫和的，只是撤銷他的常委職務，仍保持其政治局委員職務。

大會結束不久，共產國際遠東局給中共中央政治局寫信，肯定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柏山同志在他的自我批評中顯明地正確地指出了自己的錯誤，它的來源及其對於這些錯誤的責。”信中還斥責了“共產主義的叛徒”和“黨內的右傾分子”，稱他們“總是竭力地利用政治局和柏山同志的這些錯誤，來進攻黨的整個路線，把黨的路線拿來和國際的路線對立”。可是，風雲變幻莫測。一九三○年十月共產國際從莫斯科發出的新的指令，突然升高了批判李立三的調子，等於在政治上宣判李立三“死刑”：“在中國革命最重要的時機，曾經有兩個在原則上根本不同的政治路線彼此對立著。”“立三同志的路線，這就是反國際的政治路線。”“這條路線的結果，就是消極，就是失敗，就是極危險的冒險。”是站在“反馬克思主義、反列寧主義、反共產國際的立場上，產生了他的敵視布林什維克主義和敵視共產國際的行為”。這封題為《共產國際執委關於立三路線問題給中共中央的信》，經過秘密交通線傳遞，中共中央於十一月十六日收到。瞿秋白看了信後，全身發涼。他敏感地意識到，這封信將會帶來一場政治風暴，因為在收到信之前，他已風聞：有人在說瞿秋白“庇護”李立三，六屆三中全會是搞“調和”。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意味著他將面臨新的批判……

按照那時的“慣例”：犯了錯誤的中共高階領導人，要前往莫斯科檢查。陳獨秀是如此，只不過他堅決拒絕了；瞿秋白是如此；蔡和森也是如此；如今，輪到了李立三。在共產國際的七月決議中，就已經要求李立三到莫斯科作檢討。瞿秋白以“工作需要”為理由，請共產國際准許李立三“暫不去國際”。

當共產國際“十月來信”一到，李立三再也無法拖延了。那時，他的妻子正臨產。他深知共產國際不會輕饒他，此行不知何日方歸，妻子又從事地下工作，將來很難照料孩子。他寫下條子，把未出生的孩子預囑交給一個老工人。就這樣，一九三○年十二月五日，他懷著沉重的心情，踏上遠途。

李立三這一去，在蘇聯竟檢討了十五年！他甚至被押上軍事法庭，投入監獄……對李立三批判的升級，馬上把回國不久的瞿秋白牽涉進去。

風暴來得那麼的迅猛：就在共產國際“十月來信”送抵上海中共中央秘密機關的翌日——十一月十七日，一封措辭激烈的信便送達中共中央政治局。此信是由兩人聯名寫的。那是兩個小夥子，連中央委員都不是，卻領導了中共黨內推倒瞿秋白的運動。此後，他倆竟奪得了中共中央的領導權，成為中共新領袖。

這兩名年輕人，一個名喚陳韶玉，另一個叫秦邦憲。後來，他們以他們的化名——王明和博古載入中國共產黨黨史。

王明、博古跟瞿秋白有過怎樣的矛盾？連中央委員都不是的他們，怎麼能夠一下子攫取中共

領導權呢？這得從頭說起……

第一部分：毛澤東之前米夫和他的得意門生王明　1

莫斯科沃爾洪卡大街上，一座俄羅斯大教堂對面有一所具有神秘的院落。門口沒有掛牌，但站著警衛，閒人莫入。從不斷進出大門的黃面板、黑眼珠的中國青年可以判定，這兒也許是一所華人俄語學校。

這所學校裡，果真開辦俄語班。只是教俄語是為了使學生聽懂俄國教師的講課而已。 這所學校的全稱叫做“莫斯科中國勞動者中山大學”，簡稱“莫斯科中山大學”。第一次公開宣佈建立這所學校，是一九二五年九月七日，鮑羅廷在國民黨中央第六十六次政治會議上。他說，在莫斯科建立這所學校，是為中國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