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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博古怎麼會是“上帝”呢？那是他到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時，按照校方的規定，每個人都要取一個俄文名字。他取名БoryHOB；音譯為“博古諾夫”。回國後，他以“博古”為化名。“Бor”，俄文原意為“上帝”。他原名秦邦憲，乳名長林，字則民，一九○七年六月二十四日出生於江蘇無錫城中耆英里（今中市橋巷二十三號）。他的父親秦肇煌是清朝秀才，在宣統年間當過浙江溫州地方審判廳刑事庭庭長。他是長子。母親朱氏是續絃。他屬“邦”字輩，弟弟叫秦邦禮，妹妹叫秦邦範。最初，他在無錫的“秦氏公學”就學。十四歲時，進入蘇州省立第二工業專門學校，便開始政治活動。他參加了“錫社”，併成為“錫社”蘇州支部的負責人。十八歲時加入中國國民黨。這年五月，正患肺病的他，參加五卅運動，並加入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這時，他已是政治活動的活躍分子。

這年七月，他負責編輯《無錫評論》。陸定一也是編輯部的成員。

這年九月，博古考入上海大學社會系。這所大學原名“東南高等師範專科學校”，本來很不起眼。一九二二年十月，國民黨元老於右任出任校長，改校名為“上海大學”，國共合作辦校，大批共產黨人在該校執教。一九二三年四月，中共黨員鄧中夏出任該校校務長，掌握了實權，瞿秋白、惲代英、蕭楚女、張太雷、李達、陳望道、施存統、沈雁冰等中共黨員擔任教員。這樣，上海大學成了培養共產黨幹部的學校。該校建有中共組織。博古入學不久，便加入了中國共產黨，並結識了許多著名的共產黨人。

翌年十月，十九歲的博古突然被淞滬警察廳逮捕。只是查不到什麼證據，第二天獲釋。不久，中共黨組織決定派他前往莫斯科學習。於是，博古進入了莫斯科中山大學，成了米夫的學生，成了王明的同學，成了“二十八個布林什維克”之一。在莫斯科的四年留學生涯，為他後來成為中共中央負總責打下了基礎。就在這時，一個偶然的機會，一位年輕的中國女性出現在他面前。她原名劉琴仙。參加革命後，她嫌這名字不夠“革命”，取其諧音，改為劉群先，“群眾先鋒”之意。她是博古的同鄉，無錫的女工。她的出身頗苦，從小死了父母，做童工維持生活。她先是織髮網，後來成為紡織工人，投身工人運動，以至成為“群眾先鋒”——女工領袖。於是，她作為中國工會代表之一，前往莫斯科，出席“赤色職工國際大會”。劉群先不懂俄語，中共黨組織指派了一名留學生，充當她的翻譯。這位留學生，正是博古。異國遇同鄉，他倆用無錫話交談，一下子縮短了彼此的距離，一見如故。就這樣，他們深深相愛了。一九三○年五月，博古回國不久，就和劉群先結為伉儷。那時，劉群先在中華全國總工會擔任宣傳幹事。翌年，二十四歲的博古，出於歷史的機緣，他成為中共臨時中央主要負責人：倘若不是米夫出任共產國際代表，王明不可能上臺；倘若不是博古和王明在莫斯科中山大學有過“共同戰鬥”的友誼，王明也就不會視他為心腹，不會把奪得的中共中央大權交給這位無錫小夥子。博古只在上海大學學習了一年，在莫斯科中山大學學習四年，沒有多少實際工作的經驗。這樣“嘴上沒毛”的小夥子，出於王明小宗派的需要，才被推上了中共新領袖的地位。政黨的成熟，首先要有成熟的領袖。中國共產黨才“十歲”，還是一個幼年的黨。縱觀中國共產黨的“領袖史”，可以看到，自從一九二七年七月十二日陳獨秀“不視事”起，至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博古上臺，頻繁地在更換領袖，簡直像走馬燈一般：陳獨秀、瞿秋白、向忠發、李立三、瞿秋白、王明、博古。在這中間，曾經一度主持過中共中央工作的還有周恩來、蔡和森和李維漢。另外，曾經角逐中共領袖而未能如願的有羅章龍和盧福坦。

歷史在沉思，歷史在選擇。領袖是政黨的旗幟，領袖是政黨的舵手。列寧曾如此說過：“政黨通常是由最有威信、最有影響、最有經驗、被選出擔任最重要職務而稱為領袖的人們所組成的比較穩定的集團來主持的。”列寧：《共產主義運動中的“左派”幼稚病》，《列寧選集》，第四卷，第一百五十一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五年版。

頻繁更換著的中共領袖，缺乏威信、缺乏影響、缺乏經驗，因而也就無法穩定。

一九二七年四一二反革命政變之後的中國，風急浪高，錯綜複雜，把好中共之舵並非易事。何況，舵手還需聽命於共產國際的指令。當博古上臺掌舵之時，他的前任已使中共經歷了一右二“左”的曲折：陳獨秀的右傾投降主義，瞿秋白的“左”傾盲動錯誤，李立三的“左”傾冒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