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魯說，他是看了中共中央檔案，中共中央決定開除毛澤東黨籍。他只不過是前來執行中共中央的決定。作為中共“一大”代表、中國共產黨的創始人之一，毛澤東被開除黨籍，心情是夠沉重的。後來，事隔將近三十年的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毛澤東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還說及這一段難忘的往事：“開除黨籍”了又不能不安個職務，就讓我當師長。我這個人當師長，就不那麼能幹，沒有學過軍事，因為你是個黨外民主人士了，沒有辦法，我就當了一陣師長。你說開除黨籍對於一個人是高興呀，我就不相信，我就不高興……中央開除了我的黨籍，這就不能過黨的生活了，只能當師長，開支部會我也不能去。《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第七頁。

就這樣，毛澤東成了中國工農革命軍第一師師長，而何挺穎被任命為師委書記。那時候的中共湘南省委，正迷醉於全省大暴動。一九二八年二月二十一日中共湖南省委作出的《湖南政治任務與工作方針決議案》指出，蔣介石與桂系軍閥在湖南混戰，使湖南的“總暴動”變得“日益迫切”。他們制定了“總暴動”計劃：長沙要暴動，醴陵要暴動，湘潭要暴動，衡陽要暴動，常德要暴動……中共湖南省委命令毛澤東率部從江西進入湘南，支援那裡的暴動。已經被開除黨籍的毛澤東，豈敢不從？四月上旬，毛澤東率部來到湘南，卻有了意想不到的發現：那特派員周魯前來寧岡時，要透過白區，不能隨身攜帶中共中央檔案，只能憑記憶進行傳達。毛澤東來到湘南，在湘南特委見到了中共中央檔案，方知那個周魯誤傳中央檔案！那時的中共中央檔案，是透過秘密地下交通員傳遞的，從上海傳到湖南，頗費時日。毛澤東在中共湘南特委所見到的中共中央檔案，是半年之前的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九日至十日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作出的決議。會議由瞿秋白主持，共產國際代表羅明納茲作政治報告。這是瞿秋白“左”傾盲動錯誤發展到高峰的會議。會議狠狠地批評毛澤東放棄進攻長沙、轉向井岡山是“完全違背中央策略”，是“單純的軍事投機”。會議作出的《政治紀律決議案》，有一段對毛澤東作出處分，原文如下：湖南省委委員彭公達、毛澤東、易禮容、夏明翰，應撤銷其現在省委委員資格。彭公達同志應開除其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資格，並留黨察看半年。毛澤東同志為八七緊急會議後中央派赴湖南改組省委執行中央秋暴政策的特派員，事實上為湖南省委中心，湖南省委所作（犯）的錯誤，毛同志應負嚴重的責任，應予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原來，那個周魯把“開除中央臨時政治局候補委員”，誤記成“開除黨籍”！雖說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的處分已經夠沉重的了，但畢竟還不是“開除黨籍”。自從見到這份中共中央檔案，毛澤東的黨籍也就隨之恢復了，為時一個月的“黨外民主人士”生活從此結束。幸虧毛澤東及時見到這份檔案，倘若聽從那位特派員誤傳，他一直作為“黨外民主人士”，他就會喪失在井岡山的領導地位。

毛澤東在一九五六年九月十日的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如此回憶往事：後頭又說這是謠傳，是開除出政治局，不是開除黨籍。啊呀，我這才鬆了一口氣！那個時候，給我安了一個名字叫“槍桿子主義”，因為我說了一句“槍桿子裡頭出政權”。他們說政權哪裡是槍桿子裡頭出來的呢？馬克思沒有講過，書上沒有那麼一句現成的話，因此就說我犯了錯誤，就封我一個“槍桿子主義”。的確，馬克思沒有這麼講過，但是馬克思講過“武裝奪取政權”，我那個意思也就是武裝奪取政權，並不是講步槍、機關槍那裡跑出一個政權來。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其實，對於毛澤東的批評，不光見諸當時的中共中央決議，也見諸中共中央給中共湖南省委的指示信。一九二七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中共中央致中共湖南省委的信，規定“這個信要轉到各級黨部”，內中又一次批評毛澤東：關於毛澤東同志所部工農的工作，中央認為未能實現黨的新的策略，在政治上確犯了極嚴重的錯誤。中央特命令湖南省委按照實際需要決定該部工作計劃，連同中央擴大會議的決議及最近種種策略上的決定和材料，派一負責同志前去召集軍中同志大會討論，並由大會改造黨的組織，在必要時，派一勇敢明白的工人同志去任黨代表，依中央的意思該部應在湘贛邊境或湘南創造一個深入土地革命的割據局面——海陸豐第二，這才算是盡了該部的革命的責任。《中央致湖南省委信》，《井岡山革命根據地》，上冊，第六十四至六十五頁，中共黨史資料出版社一九八七年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