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了！誰被選為前敵委員會的新書記呢？陳毅！於是，毛澤東被調離部隊，帶領譚震林、蔡協民、江華、曾志等到中共閩西特委指導地方工作，住在上杭縣蛟洋。對於毛澤東來說，他被迫離開由他一手建立的紅四軍，比上一回被“開除黨籍”更為嚴峻——因為他被“開除黨籍”之後，畢竟還擔任師長。

禍不單行。福建山區的瘧蚊，也猛烈地攻擊了毛澤東，使他患上惡性瘧疾。在缺醫少藥的那個年月，毛澤東一病數月，甚至一度病危，徘徊在死亡線上！他一會兒如同步行在酷熱的撒哈拉沙漠，一會兒又如同跌進北極的冰天雪地。

他急需治療瘧疾的特效藥奎寧。在閩西山區，弄不到這種藥，於是派了兩個地下交通員到上海為毛澤東買藥。在歸途中，其中一個地下交通員被捕，掉了腦袋。另一個地下交通員經歷千辛萬苦，總算把白色的奎寧丸送到毛澤東手中——這時，毛澤東已被瘧疾折騰得死去活來！落選和患病，這雙重打擊把毛澤東推向政治生涯的低谷。這訊息輾轉傳到莫斯科，居然誤傳為毛澤東病死！一九三○年三月二十日共產國際公報《國際新聞通訊》（英文版），誤登訃告，說毛澤東在福建死於肺病，指出：“毛澤東同志是被稱之為朱毛紅軍的政治領袖。”“中國的工農群眾將永遠銘記他的業績，並將完成他未竟的事業。”好在毛澤東是一個豁達的人，能夠承受這雙重的壓力。後來，在中共“八大”預備會議第二次全體會議上，他這麼談及：

我想同志們中間可能也有多多少少受過冤枉受過委屈的。對於那些冤枉和委屈，對於那些不適當的處罰和錯誤的處置（如把自己打成什麼“機會主義”，撤銷自己的職務，調離自己的職務等等），可以有兩種態度。一種態度是從此消極，很氣憤，不滿意；另一種態度是把它看作一種有益的教育，當作一種鍛鍊。你曉得，這個世界就是這麼個世界，要那麼完全公道是不可能的，現在不可能，永遠不可能……《黨的文獻》，一九九一年第三期。

第三部分：馳騁贛南李立三　周恩來　陳毅在滬起草“九月來信”

今日的讀者，慣常以為毛澤東是周恩來的“上司”。然而，在當年，周恩來卻是毛澤東的“上司”。“二月來信”便是周恩來代表中共中央向毛澤東發出的指示。那時的毛澤東，還只是一個“中層幹部”或“地方幹部”，周恩來則是“中央首長”。當時周恩來的職務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共中央軍委書記。這“中共中央軍委書記”，即今日“中共中央軍委主席”，是中共黨內最高軍事首長。中共是在一九二四年第一次國共合作時開始重視軍事工作的。中共廣東區委在一九二四年首先設立了軍事部（亦稱軍事委員會），最初由張伯簡負責。十一月，便由周恩來任部長，足見周恩來在這一方面資歷之深。

一九二六年二月，中共中央設立“中央軍事部”，由張國燾任部長。九月，便由周恩來接替張國燾，出任中共中央軍事部部長。一九二八年，在中共“六大”，由楊殷擔任新的中央軍事部部長。楊殷是孫中山的同鄉，於一九一一年加入了同盟會，一九一七年任孫中山衛隊副官兼大元帥府參軍處參謀，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他是省港大罷工的領導人之一。廣州起義時，他率敢死隊攻下了廣州市公安局，後擔任廣州蘇維埃政府代理主席。他是一個頗為精明能幹的人物。一九二九年八月，他在上海被捕，死於龍華刑場。

周恩來作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兼中央軍委書記，分管軍事工作，所以給紅四軍的指示信，很多出自周恩來之手。“二月來信”便是由周恩來起草的。楊殷死後，各地紅軍更是由周恩來直接領導。寫“二月來信”時，周恩來對紅四軍的情況不清楚。他希望能夠得到紅四軍的第一手材料，在四月七日曾以中共中央名義致函朱、毛：“潤之、玉階兩同志若一時還不能來，中央希望前委派一得力同志前來中央討論問題。”兩個月後，周恩來終於收到輾轉傳遞而來的毛澤東的四月五日來信。看罷毛澤東的信，周恩來立即意識到自己起草的“二月來信”確實有許多不妥之處。周恩來是個謙遜的人，他接受毛澤東在信中提出的批評：“中央此信對客觀形勢及主觀力量的估量都太悲觀了。”六月十二日，中共中央政治局在上海開會，討論毛澤東四月五日的來信，周恩來作了自我批評，說“二月來信”是“有些毛病”。周恩來又一次提出，希望“朱、毛處派一個得力的人”前來中共中央，以便詳細研究制定關於紅軍的方針、政策。就在周恩來用藥水寫的密件剛剛交給上海的交通員時，在福建龍巖，毛澤東落選了，離開了紅四軍。這時的紅四軍改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