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毛澤東與周以慄徹夜長談，陳述了不能再攻長沙的原因。他寫下一封致中共中央的信，說明了退兵的理由，交給周以慄帶去。長沙一仗，使紅一軍團損失一千六百餘人，紅三軍團的損失人數也與紅一軍團相近。於是，毛澤東在九月十三日帶著部隊撤退，退往湖南株洲。毛澤東的意圖是帶部隊回到贛南。十月三日，毛澤東率部包圍了江西南部重鎮吉安縣城。午後二時，毛澤東下達了對吉安發起總攻的命令。這一仗打得很漂亮，一下子繳獲了上千枝槍。拔掉了吉安這釘子，使贛南一片紅色，只剩贛州一座孤城未克。十月十七日，毛澤東率部抵達江西中部的峽江縣，收到中共湘東特委九月以及九月以前發出的三封信，轉達來自中共中央的命令：再度進攻南昌！毛澤東無奈，於十月十九日覆函中共湘東特委：“我們目前的行動，是前去佔領南潯路，進攻南昌九江消滅敵人……”正在毛澤東十分為難的時候，中共中央發生了重大變化。那是由於中共中央設在上海，而那時交通不便，資訊不靈，毛澤東尚不知李立三已經下臺！八月下旬，瞿秋白、周恩來從蘇聯回國，制止了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九月二十四日，在瞿秋白、周恩來領導下，中共六屆三中全會在上海召開，宣告結束了李立三“左”傾冒險錯誤路線。雖然毛澤東沒有出席中共六屆三中全會，但是他被選為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補委員。等於恢復了他在八七會議時的黨內地位——他是在一九二七年十一月中共中央臨時政治局擴大會議透過《政治紀律決議案》被開除政治局候補委員職務。經過了將近四個春秋，他這才終於重新當選為政治局候補委員。

直至一九三○年十二月上旬，從中共中央來了一位“大員”，毛澤東這才詳細得知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情形。在此之前，中共中央派來的只是交通員、巡視員，這一回派來的卻是一位政治局委員！這表明中共中央越來越重視朱毛紅軍了。

派來的政治局委員，當時名叫“江鈞”，即項英。項英是織布工人出身，所以在中共“六大”強調工人成分時，他不僅進入了政治局，而且成了政治局常委，在黨內的地位遠遠高於毛澤東。他甚至還當選為共產國際監察委員會委員。斯大林會見過項英，誇獎過他，還送了一支手槍給他，這使項英在中共黨內的聲望驟升。

自一九三○年八月起，項英又兼任中共中央長江局書記。

項英傳達了中共六屆三中全會的決議，傳達了對李立三的“左”傾冒險錯誤的批判。內中，還傳達了六屆三中全會作出的《組織問題決議案》，決定立即在蘇維埃區域建立中央局，以加強和統一中共中央對各蘇區黨的領導。這一新的機構，命名為“中共蘇區中央局”。顯然，這“中共蘇區中央局”，成了蘇維埃地區的中共最高領導機構。關於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早在一九三○年八月二十九日，中共中央的《中央關於在湘鄂贛三省成立蘇區中央局給長江局的信》中，已經指出：“中央決定在湘鄂贛三省蘇維埃區域中，成立蘇維埃的中央局，以指導所有的蘇維埃區域中的工作。”

中共中央派出的組織中共蘇區中央局的最初人選是關嚮應。關嚮應是滿族人，一九二四年曾赴莫斯科東方勞動者共產主義大學學習，回國後擔任中國共產主義青年團中央委員會書記。只是關嚮應赴任時，因道路阻隔，半途而返。

一九三○年十月底，中共中央決定改派“江鈞”前往蘇區。中共中央在致毛澤東的信中寫及：“蘇區中央局在江鈞同志未到達以前，可先行成立，暫以澤東同志代書記。”可是，當時正忙於作戰，擬議中的中共蘇區中央局並未建立起來。直至項英到達蘇區，這項工作才終於落實了。

一九三一年一月十五日，中共蘇區中央局在江西寧都小布鎮正式成立，書記並非毛澤東，而是周恩來。由於周恩來尚在上海，因此任命項英為代理書記。這樣，項英成了蘇區的中共最高領導。中共蘇區中央局委員由九人組成：周恩來（未到）、項英、毛澤東、朱德、任弼時（未到）、餘飛（未到）、曾山及湘贛邊特委、少共中央各一人。其中的曾山是江西吉安人，當時任中共贛西南特委書記。一九三○年十月七日，在吉安成立江西省蘇維埃政府，曾山當選為政府主席。一月十五日，在成立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同時，又成立了“中央革命軍事委員會”，項英任主席，毛澤東