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推向了敵人一邊。早在一九三二年三月，王明就針對當時十九路軍在淞滬抗戰一事，發表文章，認為：任何國民黨匪徒、上海的資產階級、十九路軍將領都不是上海抗戰的組織者，相反，他們事實上都是這次戰爭的敵人。王明：《中國革命危機的加深和中國共產黨的任務》，一九三二年三月三十一日，聯共（布）《布林什維克》雜誌，一九三二年第五百一十六期。“福建事變”發生後半個月，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於十二月五日公開發表了《中共中央為福建事變告全國民眾書》，聲稱福建政府“不過是一些過去反革命的國民黨領袖們與政客們企圖利用新的方法來欺騙民眾的把戲，他們的目的不是為了要推翻帝國主義與中國地主資產階級的統治，而正是為了要維持這一統治，為了要阻止全中國民眾的革命化與他們向著蘇維埃道路的前進”！博古在他的《為實現武裝民眾的民族革命戰爭中國共產黨做了什麼和將做些什麼》一文中，特別強調要“最嚴格的、無情的揭露福建派口號與政綱的反動性，及其領袖的動搖、妥協、投降、出賣……”以博古為首的中共臨時中央坐失良機。那時，蔣介石最怕的便是十九路軍和紅軍的聯合。蔣介石的侍從室主任晏道剛，曾在回憶錄中極為生動地描述過蔣介石的恐慌之情：當時蔣介石進行撫州指揮，深恐紅軍與十九路軍聯合，神色異常緊張。好幾天我與他同坐汽車時，見他忽而自言自語，忽而揮拳舞掌。他坐在房子裡就不時拿出他自己所著的《剿匪手本》中的軍歌高聲歌唱。每逢他出現醜態時，宣鐵吾（蔣的侍衛長）就找我去看，說他又在發神經了。宋美齡到撫州，發現蔣的床下隱藏著他的元配老婆帶給他的寧波小菜罐壇，都被宋掀出打破了。在痛苦中還夾著‘吵架打罐’的小插曲，確實使蔣的日子不太好過。每天晚餐後，蔣就找我和林蔚去問是否有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絡的情報，囑我們密切注意，並每日派飛機轟炸紅軍，偵察其行動方向。後來未發現紅軍與十九路軍聯絡的徵候，蔣才決定親自飛往建甌指揮進攻十九路軍的戰事。

晏道剛：《蔣介石追堵長征紅軍的部署及其失敗》，《紅軍長征在貴州史料選輯》，貴州社會科學叢書，一九八三年版。

十九路軍失去了紅軍的支援，成了一支孤軍。蔣介石五萬大軍入閩，十九路軍所轄五個軍中的四個軍倒戈，投向了蔣介石。一九三四年一月十五日，中華共和國的首都福州易幟，升起了“青天白日滿地紅”旗。蔣光鼐、李濟深、陳銘樞、蔡廷鍇先後亡命香港。歷時兩個月的“福建事變”也就降下帷幕。蔣介石消滅了異己的十九路軍，鬆了一口氣，集中兵力再度向中央蘇區發動“圍剿”……

第五部分：艱難歲月紅都瑞金在大興土木　1

就在中華共和國首都福州陷落的那一天，在中華蘇維埃共和國首都瑞金正召開重要會議：中共六屆五中全會。自從一九三一年一月七日花了一天時間在上海匆匆召開中共六屆四中全會以來，已經整整三年沒有開過中共中央全會了。會議在瑞金沙洲壩老茶亭的“中央大禮堂”舉行。

那時的老茶亭大興土木，坐落在那裡的“中央大禮堂”，簡直成了瑞金的“人民大會堂”。“中央大禮堂”是一九三三年八月動工修建的。據說，半邊由來自福建的紅軍建造，半邊由來自江西的紅軍建造，雙方開展勞動競賽，你追我趕，才三個多月工夫就落成了。這座大禮堂系土木結構，八角形，看上去像頂紅軍八角帽，頗為別緻。禮堂裡開了好多窗，裝上玻璃，相當明亮，在山溝溝裡算是很不錯的“現代化”建築了。禮堂分兩層，一排排長條木凳，可以坐千把人，堪稱“大”禮堂。那時，瑞金葉坪也在大興土木，那裡的一大片空地，原是“提燈遊行”後舉行聯歡會的地方，如今修整成了一個廣場——瑞金的“天安門廣場”！一九三三年冬，廣場上一片熱鬧景象，一群新的建築物正在施工。

廣場上最為忙碌的人物是錢壯飛。錢壯飛跟潘漢年一樣，也是一位充滿神秘色彩而又精明強幹的中共地下工作者。他是浙江吳興縣人。一九一四年，十九歲的他入北京醫學專門學校學習。一九二六年，當他加入中國共產黨，醫生職業便成了他從事地下工作的很好的掩護。一九二九年，他根據上級的指示，跟李克農一起打入國民黨中央組織部黨務調查科（中統局的前身），他居然成為中統特務頭目徐恩曾的機要秘書，為中共提供了大量的重要情報。一九三一年四月，當顧順章被捕、叛變之際，從武漢發給南京徐恩曾的絕密電報落在錢壯飛手中。他跳上駛往上海的列車，通知周恩來、瞿秋白立即轉移，而他自己也透過秘密交通線，安然無恙地進入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