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紅軍，正集結江口。中共蘇區中央局的首腦們，亦集中那裡。在前敵總指揮部，周恩來主持了中共蘇區中央局會議，即“江口會議”。中共蘇區中央局的委員有周恩來、任弼時、項英、朱德、毛澤東、彭德懷、林彪、周以慄、陳毅。王稼祥和顧作霖作為中央代表團成員，亦參加蘇區中央局會議。“江口會議”面臨的第一道議題，便是要不要再打贛州。仍有人主張再打。毛澤東發話了。他說：“對於贛州，進則攻堅不利，久攻不克已成事實；勝則不易固守，敵軍捲土重來，我軍無迴旋之地。贛州是座只有骨頭沒有肉的孤城，不必再去‘啃’啦。這包袱讓蔣介石背去吧！”毛澤東一席言，說得主張再打贛州的人啞口了。

接著，會議進入第二道議題，即下一步棋怎麼走。來自上海中共臨時中央的指令，理所當然地佔上風，“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毛澤東又一次反對攻打中心城市的冒險計劃，主張“在贛江以東，閩、浙沿海以西，長江以南，南嶺以北，在蔣介石力量薄弱的地區，廣泛開展游擊戰爭，以鞏固和擴大中央蘇區”。毛澤東再一次陷於少數，陷於孤立。三月十七日，由紅軍總政治部主任王稼祥起草、釋出的《中國工農紅軍總部政治部訓令》（以下簡稱《訓令》），透露了“江口會議”的最終結果。

《訓令》不點名地批評了毛澤東：

如果認為這次攻贛州是立三路線，那便不瞭解奪取中心城市的意義，和對中心城市之奪取的過分恐懼。那便是反立三路線為掩蓋的右傾機會主義，我們應給這個右傾機會主義以致命的打擊，尤其是在撤圍贛州後反對這種右傾機會主義和失敗情緒便成為紅軍及黨內的主要鬥爭。這麼一來，毛澤東成了“右傾機會主義”！他要受到“致命的打擊”！《訓令》寫及“江口會議”作出的戰略部署：在目前政治形勢下，工農紅軍應當發展革命戰爭，爭取中心城市，爭取一省和數省的首先勝利。在江西紅軍應當擴大蘇區，貫通贛江兩岸的蘇區，以贛江流域為中心，向北發展創造蘇區來包圍贛江流域的幾個中心城市——贛州、吉安、樟樹，以便利於我們迅速地奪取這些城市，這樣來爭取江西的首先勝利……

按照“江口會議”的這一部署，以朱德為主席的“中革軍委”釋出命令，把紅軍重新編為三個軍團，即一、三、五軍團，分為三路進發。紅三軍團，由彭德懷為總指揮、滕代遠為政委，向贛江西岸出擊，然後向北發展，稱“西路軍”。中路軍為紅一軍團，任命林彪為總指揮，任命進入蘇區不久的聶榮臻為政委，羅榮桓為政治部主任，從贛江東岸向北發展。

紅五軍團由季振同為總指揮，董振堂為副總指揮，蕭勁光為政委，由朱德坐鎮，在贛南蘇區協調西路軍和中路軍。

毛澤東被分配在中路軍，名曰“隨軍行動”。這時的毛澤東是政府主席，並無軍職，但紅一軍團實際上就是原紅一方面軍，都是他的老部下。他“隨軍行動”，實際上成了總指揮——雖說以政府主席的身份指揮軍隊有點“名不正、言不順”，但毛澤東不顧這些。他在“江口會議”結束之後，便來到了紅一軍團。

毛澤東隨紅一軍團出發，走到半路，他便說服了林彪和聶榮臻，改變了行軍的方向：放棄原定北進計劃，改為向東，朝閩西、閩南進軍。據聶榮臻回憶，毛澤東是這樣陳述自己的見解：沿贛江向北沒有多少發展餘地，國民黨“剿共”的大本營就設在南昌。如今向西發展，有贛江梗阻，大部隊往返不方便。向南發展則必然會和廣東部隊的主力頂牛。只有向東發展最有利。向東則一來有閩西老根據地作依託，二來閩南尚有廣闊的發展餘地，是一個最好的發展方向。《聶榮臻回憶錄》，上冊，第一百四十頁，戰士出版社一九八三年版。毛澤東如此清楚地分析了向西、向北、向南的不利和向東的有利，林彪和聶榮臻擁護他的主張，覺得應該按毛澤東的意見辦。於是，經中共蘇區中央局書記周恩來、“中革軍委”主席朱德的同意，中路軍改成了東路軍，向東進軍了。這麼一來，東路軍便掌握在毛澤東手中。他按照自己的戰略意圖，又“導演”出一出不亞於第一、二、三次反“圍剿”的“新戲”來。這時，駐守閩西、閩南一帶的是福建軍閥、號稱“閩西王”的張貞。

張貞是福建最南端的詔安縣人。一九一八年，三十五歲的張貞趁著軍閥混戰，在閩南拉起一支“民軍”，曰“福建靖國軍”。由此起家。後來，他到北京陸軍大學“鍍金”，回到福建後便成了“福建自治軍前敵司令”。名聲雖好聽，手下其實只有幾支收編的土匪民軍而已。北伐時，張貞成了“國民革命軍獨立第四師”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