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會師於西康甘孜。接著，一九三六年十月，紅二、四方面軍到達甘肅會寧，與前來接應的紅一方面軍會師——紅軍的三大主力終於大會師，變成一支統一的軍隊。

一九三六年十二月二日，張國燾終於率紅四方面軍來到陝北保安。張國燾在《我的回憶》中寫道：保安的紅軍學校校長林彪率領學生隊伍到郊外歡迎我們，毛澤東等中共中央要人也和在懋功初會時一樣，站在學生們行列的前面迎候。在一個預先佈置好的講臺上，我們都發表演說，互致祝賀。我的演詞是強調對外抗日對內團結。那時我們所談論的，不是那些過去了的事，而是策劃未來。

會師之後，十二月七日，中革軍委調整、擴大為二十三人，成為紅軍最高指揮部，毛澤東任主席，周恩來、張國燾為副主席。又任命朱德為紅軍總司令，張國燾為紅軍總政治委員。一九三七年三月二十七日至三十日，中共中央在延安召開政治局擴大會議，張國燾作了檢查，承認自己“是路線的錯誤，是退卻逃跑的錯誤，是反黨反中央的錯誤”。會議作出了《關於張國燾同志錯誤的決定》。這樣，毛澤東完全戰勝了張國燾。張國燾的錯誤被定為“右傾分裂主義”。此後，張國燾擔任陝甘寧邊區政府副主席。他雖口口聲聲承認錯誤，但實際上卻耿耿於懷。終於，在一九三八年四月四日，他乘去祭黃陵之際，投奔國民黨。他隨身只帶警衛員張海一人。當張海發覺張國燾反叛中共時，不願跟他走。張國燾後來成為國民黨的特務，晚景淒涼，一九七九年十二月三日凍死於加拿大多倫多城養老院醫院。

林育英則於一九四二年三月六日病故於延安，毛澤東、朱德親自為他執紼。毛澤東親筆為他的墓碑寫了“張浩同志之墓”六個大字。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神仙”王明從天而降

在戰勝了張國燾之後，毛澤東又面臨著一次嚴重的挑戰。

一九三七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延安機場戒備森嚴，人們不時仰視著黃土地之上的那頂藍天，希冀找到飛機的影子。毛澤東、張聞天、周恩來、朱德、博古、張國燾等延安黨政軍要人，都在機場上佇立靜候。不言而喻，將有大人物自天而降。終於，一個黑點在天際出現，隆隆機聲響起來了。哦，一架蘇制軍用運輸機由遠而近，降落在機場上，引起了一片歡呼。飛機來自莫斯科。只是由於續航力有限，不得不中途在新疆迪化（今烏魯木齊）、甘肅蘭州降落、加油。根據蘇聯政府和國民黨蔣介石政府簽訂的協定，開闢西北航線，從蘇聯運輸軍用物資，幫助中國抗日。這架軍用運輸機是秘密地由蘭州飛來延安的。

從機艙裡走出一位個子矮小的人物，那雙高統、發亮的黑皮靴顯得格外醒目。他擺著一副領袖的架勢，在機艙門口站了片刻，頻頻向歡迎的人們招手，留下充分的時間給攝影記者拍照。此人便是王明（陳紹禹）。自從一九三一年十月十八日和妻子孟慶樹在上海登上赴蘇海輪起，已匆匆六個春秋。離去時，上海一片白色恐怖；眼下，陝北不僅擁有南北長九百里、東西寬八百里的紅色區域，有十幾萬人的紅軍，而且紅都延安居然有飛機場，雖說這機場那般簡陋，不過是一片山間平地罷了。

和王明同機歸來的，還有陳雲和康生。當時在場的張國燾，用“握手擁抱，一堂歡敘”形容王明和毛澤東見面時的情景。在機場上，舉行了熱烈的歡迎儀式。毛澤東以《飲水思源》為題，發表熱情洋溢的歡迎詞：歡迎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歡迎我們敬愛的國際朋友（指蘇聯機組人員——引者注），歡迎從蘇聯回來的同志們。你們回到延安來是一件大喜事，這就叫“喜從天降”。王明呢？當然也欣喜萬分。這位“從崑崙山下來的‘神仙’”，是來摘“桃子”的。在蘇聯的六年，使他躲掉了上海中統特務的盯梢，使他躲掉了蔣介石“圍剿”的炮火，使他躲掉了二萬五千里長徵的千難萬險，眼下正是回來坐“帥椅”的時候。雖說毛澤東已經是中共的領袖，然而，王明卻是共產國際的執行委員會委員、主席團委員、政治書記處書記，明擺著是毛澤東的上級。初來乍到，王明儼然欽差大臣，在延安作長篇報告，毛澤東等“洗耳恭聽”。就連張國燾，也有點看不下去。他在《我的回憶》中寫道：

王明當時儼然是捧著上（尚）方寶劍的莫斯科的“天使”，說話的態度，彷彿是傳達“聖旨”似的，可是他仍是一個無經驗的小夥子，顯得志大才疏，愛放言高論，不考察實際情況，也缺乏貫徹其主張的能力與方法。他最初幾天的表演就造成了首腦們一些不安的情緒……

王明回國之初，毛澤東曾對他謙讓。只要稍微注意一下那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