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應該服從中央的決定，否則一切後果由你自己負責。到了這等地步，王明看了電報，不得不於九月十五日前來延安。這樣，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從九月二十九日起在延安召開。會議開了四十天，到十一月六日才結束。

王稼祥擔任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秘書長。會上，由王稼祥詳細傳達共產國際檔案和季米特洛夫的口頭指示，毛澤東代表中共中央政治局作題為《論新階段》的報告。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指示，使王明頹然失色，從此失去他的“王牌”——來自莫斯科的“尚方寶劍”！中共六屆六中全會，實際是毛澤東戰勝王明的會議。

遵義會議確立了毛澤東在中共的領導地位，而中共的這一領袖的更換，在當時尚未得到共產國際的認可。共產國際，又稱“世界共產黨”。須知，中國共產黨從誕生之日起，就宣佈自己接受共產國際的領導，是共產國際的一個支部。中共領袖的更換，照理是必須得到共產國際的批准的。遵義會議是在特殊的情況下召開的——中共和紅軍處於危急之中，而當時又與共產國際失去了聯絡，中國共產黨第一次不經共產國際批准而自己選擇了自己的領袖。也正是由於缺乏共產國際批准這一組織手續，毛澤東才一直讓張聞天擔任中國共產黨名義上的最高領袖——因為張聞天畢竟是在蘇聯學習過，受到共產國際直接培養。

到了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情況就大不一樣：遵義會議之後，毛澤東領導中國共產黨和紅軍走出了最困難的境地，贏得了很大的勝利，毛澤東的領袖地位不僅在中國共產黨內得到一致公認，而且得到了共產國際的認可。毛澤東在面臨王明的嚴重挑戰時，共產國際明確支援了毛澤東。從此，毛澤東在黨內的領袖地位完全鞏固——儘管這時中共中央負總責的，名義上還是張聞天。正因為這樣，毛澤東在中共“七大”時，曾高度評價中共六屆六中全會所起的作用：“大家學習黨史，學習路線，知道中國黨歷史上有兩個重要關鍵的會議，一次是一九三五年一月的遵義會議。一次是一九三八年的六中全會。”“六中全會是決定中國之命運的，六中全會以前雖然有些著作，如《論持久戰》，但是如果沒有共產國際指示，六中全會還是很難解決問題的。共產國際指示就是王稼祥同志從蘇聯養病回國帶回來的。”

第八部分：黨的領袖連王明也高呼“學習毛澤東”

一個特殊、顯眼的訊號從莫斯科發出：一九三八年七月六日，蘇共中央機關報《真理報》破天荒地刊登了毛澤東和朱德的照片，清楚表明了莫斯科對毛澤東的支援。

季米特洛夫接見了即將卸任回國的王稼祥及其繼任者任弼時，囑咐王稼祥向中共中央轉達他的意見：中共一年來建立了抗日統一戰線，尤其是朱德、毛澤東等領導了八路軍執行了黨的新政策，（共產）國際認為中共的政治路線是正確的，中共在複雜的環境及困難條件下，真正運用了馬克思主義。在當前，中共中央領導機構要在毛澤東同志為首的領導下解決。中央領導機關中，要有親密團結的空氣。②朱仲麗：《黎明與晚霞》，第二百八十九頁，解放軍出版社一九八六年版。還特別強調了季米特洛夫以下的話：要告訴全黨，你們應該支援毛澤東同志為中國共產黨的領導人，他是在中國革命實際鬥爭中鍛煉出來的領袖，王明等人不要再爭吵了。②這下子，王明像洩了氣的皮球——癟了！本來，他處處借共產國際這張“王牌”壓人。如今，他失去了“後臺”，再也神氣不了了。

毛澤東沒有在會上公開開展對王明的批判，因為王稼祥所傳達的季米特洛夫的意見，足以制服王明的挑戰。毛澤東只是在會上重申了黨的紀律，即：（一）個人服從組織；（二）少數服從多數；（三）下級服從上級；（四）全黨服從中央。毛澤東提醒中央委員們，不要上“張國燾一類人”的當，不言而喻，“張國燾一類人”也就是王明的代名詞。王明一看苗頭不對，趕緊在一九三八年十月二十日發表《目前抗戰形勢與如何堅持持久戰爭取得最後勝利》一文，表示要“如北辰而眾星拱之”那樣“統一團結在中央和毛同志的周圍”！這般的話，從王明的嘴裡講出來，何等的不容易！到了一九四○年五月三日，王明在延安“澤東青年幹部學校”作了題為《學習毛澤東》的講演，尤為“精彩”。王明操著大舌頭說：“對於青幹學生學習問題，我只貢獻五個字：‘學習毛澤東！’青年幹部學校既以毛澤東同志的光輝名字來命名，那就要名副其實，就要學習毛澤東同志的生平事業和理論。”王明以他“富有邏輯性”的“理論家”的特長，概括了從五個方面“學習毛澤東”：

一、“學習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