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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陳雲一九七七年八月二十三日接見遵義會議紀念館同志的講話。據遵義會議紀念館資料。《中國革命戰爭的戰略問題》一文，收入《毛澤東選集》第一卷。他的話形象而又生動：“拼消耗”的主張，對於中國紅軍來說是不適時宜的。“比寶”不是龍王向龍王比，而是乞丐向龍王比，未免滑稽。

睡眠和休息喪失了時間，卻取得了明天工作的精力。如果有什麼蠢人，不知此理，拒絕睡覺，他明天就沒有精神了，這是蝕本生意。我們在敵人第五次“圍剿”時期的蝕本正因為這一點。誰人不知，兩個拳師放對，聰明的拳師往往退讓一步，而蠢人則其勢洶洶，劈頭就使出全副本領，結果卻往往被退讓者打倒。

毛澤東用了這樣一段話回顧第五次反“圍剿”的失敗：起勁地反對“遊擊主義”的同志們說：誘敵深入是不對的。放棄了許多地方。過去雖然打過勝仗，然而現在不是已經和過去不同了嗎？……現在我們的國家已經成立了，我們的紅軍已正規化了。我們和蔣介石作戰是國家和國家作戰，大軍和大軍作戰。歷史不應重複，“遊擊主義”的東西是應該全部拋棄的了。新的原則是“完全馬克思主義”的，過去的東西是游擊隊在山裡產生的，而山裡是沒有馬克思主義的。新原則和這相反，“以一當十，以十當百，勇猛果敢，乘勝直追”，“全線出擊”，“奪取中心城市”，“兩個拳頭打人”。敵人進攻時，對付的辦法是“禦敵於國門之外”，“先發制人”，“不打爛罈罈罐罐”，“不喪失寸土”，“六路分兵”，是“革命道路和殖民地道路的決戰”；是短促突擊，是堡壘戰，是消耗戰，是“持久戰”；是大後方主義，是絕對的集中指揮；最後，則是大規模搬家。並且誰不承認這些，就給以懲辦，加之以機會主義的頭銜，如此等等。無疑地，這全部的理論和實際都是錯了的。這是主觀主義。這是環境順利時小資產階級的革命狂熱和革命急性病的表現；環境困難時，則依照情況的變化依次變為拼命主義、保守主義和逃跑主義。這是魯莽家和門外漢的理論和實際，是絲毫也沒有馬克思主義氣味的東西，是反馬克思主義的東西。

毛澤東的一席宏論，層層剖析，把博古和李德推上了被告席。實際上，他的長篇講話，才是遵義會議的真正的“正報告”、“主報告”。在毛澤東講畢之後，王稼祥從躺椅上欠起，站了起來，激動地發言。周恩來勸他坐下，他就坐著講。遵義會議是王稼祥提議召開的。前些天，有人勸他：“你正生病，會議不必參加了。”他答道：“這是頭等大事，比我的病更重要，我要坐擔架去開會！”王稼祥的發言很乾脆，直截了當地講了三點意見：

第一，完全贊同張聞天、毛澤東的發言。

第二，紅軍應該由毛澤東這樣富有實際經驗的人來指揮。

第三，取消李德、博古的軍事指揮權，解散“三人團”。

王稼祥的發言，是對毛澤東的有力支援。後來，直至在“文革”中，毛澤東提及王稼祥時，仍說他在遵義會議上投了“關鍵的一票”。毛、張、王接連放了三炮，使博古和李德自通道會議、黎平會議、猴場會議已經動搖了的地位，徹底動搖了。就連李德在他的回憶錄《中國紀事》中也寫及，毛澤東的報告在會上得到“以掌聲和歡呼聲”所表達的支援。然而，在這“掌聲和歡呼聲”中，忽地冒出冷冷的反問聲。這聲音是在王稼祥提議紅軍應由毛澤東指揮時發出的：“老毛懂個啥？他懂馬列主義？他懂軍事？他只會看看《孫子兵法》，翻翻《水滸傳》、《三國演義》！”說這話的，是共青團中央書記凱豐，他強烈地支援著博古和李德。

據黃允生查證《中共黨史研究》一九九二年第二期，毛澤東當時“翻翻《水滸傳》、《三國演義》”倒確有其事，而《孫子兵法》卻未曾看過。在二十世紀六十年代，毛澤東曾多次這樣談及：“當時黨內有同志說我打仗不高明，是照著兩本書打的，一本是《三國演義》，另一本是《孫子兵法》。其實，打仗的事怎能照書本？那時，這兩本書，我只看過一本《三國演義》，當時並沒有看過《孫子兵法》。那個同志硬說我看過，從那以後，倒是逼使我去翻了翻……”凱豐接著又談起了馬克思主義，他開始不斷地引用馬克思的話、列寧的話，以證明博古、李德是完完全全的布林什維克。

毛澤東反駁了凱豐，指出馬克思主義只有和中國革命的實踐相結合，才能取得勝利。博古、李德、凱豐為一方，毛澤東、張聞天、王稼祥為一方，三比三。夜已深。博古宣告“暫停”。第一次會議結束。

警衛們提著馬燈，護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