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導。老頭子可去莫。任弼時所說的“老頭子”,指的是陳獨秀;“去莫”,也就是去莫斯科。這樣,工人出身的工人領袖們,一下子備受重視,被列入中共新領導班子的候選名單。內中有:四十二歲的蘇兆徵,他是廣東香山縣淇澳島(今屬珠海市)人,從小在海輪上做工,地道的海員工人出身。一九二二年一月,他領導了香港海員大罷工。三月,創立中華海員聯合總會。一九二五年加入中國共產黨。一九二六年出任中華全國總工會委員長。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政治局委員。另一名受到青睞的是二十三歲的顧順章,江蘇寶山(今屬上海市)人。他原本是南洋菸草公司的事務員,也算是工人出身。他曾留學德國,回國後加入中國共產黨。在上海工人第三次武裝起義時擔任工人糾察隊總指揮。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還有一名受到垂青的是四十八歲的向忠發,湖北漢川人。論出身,此人“根子正”,“標準”的工人。他青年時期先在漢陽兵工廠當工人,後來做過水手、碼頭工人。一九二二年加入中國共產黨,被派到湖北省工會工作,擔任漢冶萍總工會副委員長。此後歷任武漢工人糾察隊總指揮、湖北省總工會委員長、中華全國總工會執委會委員。他當選過中共“三大”、“四大”、“五大”代表,並在中共“五大”上當選中央委員。於是,羅明納茲拿出事先擬好的政治局委員候選人名單。他念道:“提議政治局委員七人,候補七人”,“正式委員七人——張國燾、瞿秋白、蘇兆徵、李維漢、任弼時、羅亦農、鄧中夏”;“候補委員七人——李立三、周恩來、彭湃、張太雷、顧順章、向忠發、蔡和森。”隨後大家七嘴八舌地討論著名單。經過投票選舉,產生的新的政治局委員名單,跟瞿秋白預擬的人選頗多差別。根據會議記錄,最後的名單連同得票數如下:
正式委員——蘇兆徵(二十票)、向忠發(二十票)、瞿秋白(十九票)、羅亦農(十八票)、顧順章(十七票)、王荷波(十七票)、李維漢(十七票)、彭湃(十六票)、任弼時(十四票);
候補委員——鄧中夏(十三票)、周恩來(十二票)、毛澤東(十二票)、彭公達(十一票)、張太雷(十一票)、張國燾(九票)、李立三(七票)。
票數頗為耐人尋味。由於共產國際的全權代表強調了工人成分,蘇兆徵、向忠發一下子得了全票(鄧小平作為中央秘書沒有參加投票,所以實際參加選舉的是二十人),超過了瞿秋白。七月十二日產生的五常委中的四位——周恩來、張太雷、張國燾、李立三,票數居末,全成了候補委員!
毛澤東的得票數與周恩來相同,並列第十一位。
按得票數,中央的新領袖當是蘇兆徵或向忠發。
對此,羅明納茲作了如下說明:
至於指導(即領導——引者注)成分問題,大家的要求是選出工人來做領導。但有一困難,此會無權改選中央(指總書記——引者注)。還有一層,選出此等人還須得調查一下他是否能執行此新政策。
這樣,在八月九日召開的中央政治局會議上,確定了三常委為中共新領袖。這三常委是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名義上三人都是常委,實際上以瞿秋白為首。
從五月九日中共“五大”閉幕式到八月九日,正好三個月。這三個月來常委名單的三變,足見中共領導核心的大變動:
五月九日,三常委即陳獨秀、李維漢、張國燾;
七月十二日,五常委即張國燾、周恩來、李立三、李維漢、張太雷(七月二十一日增加瞿秋白);
八月九日,三常委即瞿秋白、李維漢、蘇兆徵。
在三變中唯一不變的是李維漢,一直擔任常委。
八七會議結束了陳獨秀右傾路線,並載入了史冊。正如毛澤東後來所言:“一九二七年八月七日黨中央的緊急會議反對了政治上的右傾機會主義,使黨大進了一步。”毛澤東:《戰爭和戰略問題》,《毛澤東選集》,第二卷,第五四八頁,人民出版社一九九一年版。
如今,召開八七會議的那幢房子設立為紀念館,坐落在漢口鄱陽街一三九號(即原俄租界三教街四十一號)。那是根據李維漢、鄧小平、陸定一認定後確證的。不過,一九八三年鄭超麟應邀去武漢時,卻認定鄱陽街的一二三號是原會址。那座房子跟一三九號的模樣很像。鄭超麟的記憶力向來是很不錯的。只是他的意見未被接受。
在八七會議的記錄中,任弼時曾說過一句話:“老頭子可去莫。”“老頭子”陳獨秀後來沒有“去莫”。他和彭述之、鄭超麟等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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