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數很少，而且分散，組織很差，但引起了西方的注意，並得到國內少部分知識分子的支援。對於這些人來說，要點在於蘇聯存在著反對派這一事實。在一定條件下，它們可能取得一定的政治分量。

老一輩可能還記得對持不同政見者的審判。有關這些審判的訊息曾為部分人所知曉。主要是透過境外的這個那個之聲的無線電廣播，其內容是真話假話都有。

可是到了1986年12月，透過了一項政治議案，取消了對反對派的刑事訴訟。過去的持不同政見者開始走出勞改營和監獄。但他們的運動實際上並沒有捲土重來。很多人已經厭倦了“為人權而鬥爭”，還有一些人則由於在西方有了名氣，便跑到國外過起了太平日子。具有諷刺意味的是，實際上持不同政見運動的歷史正是在1986年由於對他們停止迫害而畫上了句號。

就在這個時候，國內開始迅速出現各種社會團體，他們的成員被稱為雜牌軍。這些團體其實沒有什麼原則。他們當中有的是民主派，有的主張愛國，有的主張無政府主義，有的主張君主主義，有共產黨，有社會民主黨，還有保守自由派，等等。許多團體的形成不是根據意識形態原則，而是根據活動方向：有的從事環境保護，有的從事古蹟保護等等。雜牌軍同持不同政見者的不同之處在於它們同當局和平共處，不反對加入國家機構以及其他官方機構如工會、共青團等。但不久許多雜牌軍的活動開始具有越來越濃的政治性質。參加雜牌軍組織的人以一種特殊的方式“玩大政治”，他們先取得經驗，然後就學會了把成千上萬的群眾帶上街頭。

第1章亂自何來大國悲劇——蘇聯解體的前因後果內部的辯論磨鍊了反對派活動家的技巧，培養了未來的政治家、記者、社會活動家。上世紀90年代他們中的一些人成為社會團體、新成立的政治機構、大眾傳媒的領導人。時至今日，我們也依然能在電視螢幕上和各種政治場合看到這些人的身影。現如今，他們還在“教導”人民在民主變革的條件下應該如何生活。

這樣一來，由於蘇共不能按必要方向實現改革，在一個歷史造成的極短時期內，釀成了反對派政治運動，而其中的一部分，又自覺或不自覺地促使蘇聯瓦解，促使當時存在的社會制度消滅。

對外政策：西方找到了“可以與之打交

戈爾巴喬夫與他的前任赫魯曉夫、勃列日涅夫有所不同，後二者只是在他們在位的後期，才熱心投入外交活動，而他卻從一開始便樂此不疲。

戈爾巴喬夫同西方的合作開始於1984年的秋天，當時他作為一個普通的政治局委員，會見了英國首相撒切爾夫人。正如所知，這次會見是由蘇聯駐加拿大大使雅科夫列夫組織的。未來的總書記在此之前不久認識了雅科夫列夫，由於志同道合，倆人一拍即合。值得注意的是，這次會見的地點不是通常的倫敦政府官邸（唐寧街10號），而是郊區的切克斯別墅，那是個專門用來接待正式訪英的外國領導人，首相希望與之推心置腹進行特殊重要談話的地方。

實際上這是一次對未來總書記的摸底會見：西方領導人對契爾年科的健康狀況瞭如指掌。會見後撒切爾夫人丟擲了一句名言：“這是個可以與之打交道的人……他值得信賴。”這就是這位鐵娘子對其他各國同事發出的訊號。後來她不無自豪地說：“是我們把戈爾巴喬夫提拔起來當了總書記。”

1986年10月，在兩個月的沉寂之後，里根同意了戈爾巴喬夫的提議：在雷克雅未克同他會見。他們在當地舉行了好多個小時的一對一秘密談判。美國總統需要知道，戈爾巴喬夫是否已經作好犧牲蘇聯利益、對美國效忠的準備。後來，到了1993年，戈爾巴喬夫在法國撤掉了嘴巴上的崗哨，承認在雷克雅未克會見時“實際上已把蘇聯交付美國聽憑處置”，他說：“雷克雅未克實際上是一場戲……一場重頭大戲……我認為，如果沒有里根這樣強有力的人物，整個過程就不會開始……這次峰會上我們……走得已經那麼遠，根本就不可能再有回頭路。”

雷克雅未克之後又舉行過無數次的會見和談判。1989年末，當戈爾巴喬夫在馬耳他同老布什總統會見的時候，整個移交蘇聯政治國防陣地的過程已經完成。當時有些快言快語的人和外交官都形象地說，冷戰是在地中海暖洋洋的海水中埋葬的。

戈爾巴喬夫在總書記的位子上坐了6年，同美國總統會見了11次。由於相當程度上絕對單方面的讓步，柏林牆垮了，華沙條約、社會主義國家的盟友關係以及蘇聯本身都垮了。在醉醺醺的葉利欽指揮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