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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物質物件，顯然應該隨著社會和人們的生活、活動的變化而變化。建築作為一個審美物件，隨著新時代的到來，人們對建築藝術的理解和審美要求，也將會改變。

林徽因認為，北京的許多名勝古蹟，如故宮、天壇、中海、南海、北海、頤和園、玉泉山，以及西山一帶的風景區和休養區，應該用一些河流和林蔭大道，把它們串連起來，成為一個綿延不斷的公園系統，這座城市的每一條大街，每一條河道，都應該成為公園的一部分。

大家談起北京的古城牆時，社會上很多人主張拆掉，林徽因則不然。她說：“我們為什麼不在城牆上修路做公園呢？這樣既保護了古建築，又利用了古建築，這不是兩全其美嗎？美這個東西來自社會現實，沒有美社會現實就不可能發展得和諧，所以它又是社會文明的靈魂。它形象地教育著人們，使人類走向進步。”

大家爭論得很熱烈的時候，有一個恬靜的姑娘，默默地坐在角落裡，認真地聽著大家的爭論。林徽因轉過身來叫著她的名字：“林洙，你也來談談看法。”

林洙臉紅了一下，靦腆地說“我覺得你們說的都有道理。”

林徽因說：“你可以大膽地談談自己的看法，你不是平時談得挺好嗎。”

這個叫林洙的姑娘，原籍福建閩侯，生長在雲南，在上海讀完中學，1948年跟哥哥來北平投考清華大學先修班，3年後在北京參加工作，林徽因病逝後，1962年同梁思成結婚，成為他生活上、事業上的得力助手。

共和國的新生，使林徽因如沐春風。她覺得，有許多事情在等著她去做，最要緊的是把自己的知識和智慧，獻給新中國即將到來的建設高潮。她總是報怨時光太短暫，她在病床上躺不下去了，立即收集有關資料。

在收集資料過程中，她偶然發現了蘇聯N。窩羅寧教授所著的《蘇聯衛國戰爭被毀地區之重建》一書，欣喜若狂。她要和梁思成趕快把這本書翻譯出來，這正是目前中國所需要的。

她在譯者體會中寫道：從這本書裡，我們憤怒地看到了德國法西斯幾番在人民蘇聯絕滅人性的破壞，較比日寇在中國暴行有過之無不及，曾幾何時，德、日法西斯和美國法西斯強盜及其幫兄們又在我們手足之邦，向所有的城市、鄉村和愛好和平英勇不屈的朝鮮人民進行同樣滅絕人性的破壞和屠殺。蘇中兩國人民在八九年前，十餘年前所面臨的正與朝、中兩國人民今天所面臨的敵人是一模一樣的。而且今天的強盜吸收了昨天的強盜的經驗，是“青出於藍”，變本加厲的。負責重新設計平壤的朝鮮建築師金正熙同志告訴我們，平壤今天已真正成為一片“平壤”；將來重建平壤就同重建斯大林格勒一樣艱鉅。

一整個區域因為戰爭的破壞而發生了政治、經濟、地理上的大變動時，他們就有計劃地遷移整個村莊乃至市鎮，使這屬於區域城鄉規則範圍的佈置更合理了。整個城市洗劫了，他們就將整個城市有計劃地重建起來，且在建中修正了過去的缺點。至於個別的建築物就更不用說了。這一切計劃不只在平面上區分、築路而且有立體上予以同樣縝密的考慮；不只是關於經濟的，生產的，居住的，而且是關於文化的，娛樂休息的；不只是房屋建築的，街道橋樑和公用裝置工程方面的，而且是關於山林園苑，池沼溪河，樹木花草種種方面的部署的；不止藍圖和施工說明書的，而且是材料的生產、分配和運輸，以及人力的組織和分配的各方面的努力。這種全面計劃和組織工作就是準備期間最主要的工作。

“重建工作必須考慮到民族傳統，把它融匯到新計劃之中；把它和新興的，現代標準所需要於建築的各方面調和起來……”。“建築師必須考慮到個別地區的生活的歷史傳統和建築傳統，在他的設計中保留一切合理的和有歷史價值的，……他所計劃的市鎮或村莊還必須構成自然地形成風景中的一部分”（第二章）。“計劃必須同時考慮到居民的習慣和蘇維埃人民在文化和美感上的要求……。需要建築師做出高度藝術價值的圖樣，城市的整體必須與當地的地形和風景相和諧”（第四章）。由作者所舉許多例項中，我們可以看到蘇聯的建築師們在重建一個市鎮時如何小心翼翼地從原有基礎上發展，同時又有遠見地將原有不合理的、錯誤的加以改正和“現代化”。

我們的中國是一個具有五千年燦爛的文化歷史的國家。差不多任何一箇中國的市鎮都有數百年乃至數千年的文物。我們有偉大優良的都市計劃傳統和建築傳統；除去幾個大都市外，全國所有的市鎮，那就是全國百分之九十以上勞苦人民現在所正在居住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