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活用煤供應本。

憑“工業本”每個月可以買1縷白線，1縷黑線，6塊肥皂，100克食用鹼；物品最緊缺的時候，買鋼精鍋、保溫瓶、飯盒，都得使用工業本。20世紀50年代，手錶、腳踏車、縫紉機等工業品成為居民嚮往的“三大件”，逐步都要憑票證購買；60年代還出現了工業品購物券，簡稱工業券，隨工資發放，每10元工資發券一張。有45種日用百貨列入憑票範圍。

憑“副食本”，按月份供給每戶人家定量的副食品，另有新年、春節、五一節、國慶節供應專頁，及兒童（包括兩週歲以下幼兒及二至七週歲兒童）、老人（指70歲以上）、孕產婦及特需供應專欄。一般是每個月可以買到1斤（500克）雞蛋9只，白糖、豆腐、鹽，每月半斤帶魚，每到春節更可以憑本供應50克木耳、還有越冬的大白菜等。

“購煤本”則是根據住戶的房間數，供應煤爐子、煤球（或蜂窩煤）及劈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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供應本和票證上的最高指示

文革期間，在每家每戶的供應本上，正面、背面、扉頁等處，都印製了“毛主席語錄”。在購糧本上通常印製“毛主席語錄：節約糧食問題。要十分抓緊，按人定量，忙時多吃，閒時少吃；忙時吃幹，閒時半乾半稀，雜以番薯、青菜、蘿蔔、瓜豆、芋頭之類。……”

在糧票、油票上面，通常用紅色印製這樣一些簡短的“毛主席語錄”：

“千萬不要忘記階級鬥爭。”

“階級鬥爭，一抓就靈。”

“抓革命、促生產、促工作、促戰備。”

“備戰、備荒、為人民。”

“要鬥私批修。”

“必須把糧食抓緊，必須把棉花抓緊，必須把布匹抓緊。”

“要節約鬧革命。”

由此也可以看出文革期間的時代特點：（一）極左的“階級鬥爭”群眾運動盛行：（二）物資（糧食、棉花、布匹等）極度匱乏，人民生活陷入極度貧困。

平價（官價）和議價

落實到每個市民的糧票、油票、肉票、糖票、布票、香菸票、工業券（限制購買腳踏車、縫紉機等）……以及憑戶口簿購物證按家庭定量購買的某些物品，如肥皂、燈泡、火柴、棉線、芝麻醬、粉絲、豆腐、煙、酒、鹽、鹼……等等。偶爾逢年過節，才發放特殊補助票證、供應少量的蛋、魚、茶葉、花生、瓜子、熟肉製品、豆製品、白糖或紅糖等等，花色雖多、數量有限。它使城鎮職工的實際工資，在一定程度上超過了名義工資；票證客觀上具有了補貼價值。

限量供應的“配給品”價格，全都低於自由市場即農貿市場，即　“黑市”。個體商販為經營的價格叫“議價”，意為非政府規定價格，隨行就市，按照市場機制的價值規律，自由浮動。當然商品搞得比“配給品”漂亮些，但質量也不一定比“配給品”好多少，價格卻往往是“配給品”的兩倍或更高。如雞蛋，配給品是人民幣幾分錢一個，而個體商販那兒，個個雞蛋外面擦拭得挺乾淨，價格卻高達3角、6角甚至1元錢一個。憑票配給的食油是8角一斤，到市場去買就得2元一斤。城市戶口不論老少，都可向指定的國營店攤每月憑票證購一份“平價”或“官價”的供應品。

報刊文章解釋說：中國還不是一個發達國家，上海雖屬世界大城市，但仍在不發達的行列之中，如到了市民都買4、5角錢一市斤米吃而毫不嫌貴，並且只要有錢就都能買到，那也無需限量供應，更無需這票那票自找麻煩了。

政府長期用“憑票、憑證、限額、限量”的辦法供應生活必需品，原因是產品的普遍匱乏，其初衷為保障城市居民維持基本生活、穩定社會秩序。如果配給品的“平價”和市場“議價”價格懸殊過大，就不利安定。票證的潛在價值，就等於兩者的差價。政府明令禁止買賣票證，但實際上，暗中仍有這種票證黑市，如以票換物、以票賣錢。1斤（500克）糧票的交換價值，經常為2…4角人民幣，災害時期甚至更高。

20世紀80年代國家糧店售出的大米，每斤還不到2角錢。“穀賤傷農”，如果國家也用1角幾分1斤的價格向農民收購糧食，農民感到這點錢連成本也不夠，白辛苦了。於是政府既要照顧城市人口利益、又要照顧農民的收入，得化3角錢一斤向農民買進。80年代允許農民將自留多餘糧食少量進入農貿市場，每市斤大米價格（議價）在4角以上。由此可見，職工每吃一斤糧食，從政府處得益2角錢以上；如果他每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