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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掛牌為九百六十萬，然實際之價已為一千四百萬。今日下午升至二千三百萬，及傍晚則升至三千萬矣！予購豆腐時每方二十萬，傍晚則三十萬矣。在如此情形下，只得人食狗彘食，方可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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包天笑的記述

包天笑（1876—1973）曾任上海《時報》主筆。他在1949年的日記也是歷史的見證。

包天笑感到了切膚之痛。他最關心鉅變之際民生的艱難。3月29日，有人從上海來，他得知“上海現鈔非常缺乏，中央銀行發行本票，分5千、1萬、5萬、10萬四種，數量無限制，不必提出交換，現已先發行金圓券5萬元的，這是變相的發行大鈔。上海米價漲至9萬元，煤球每擔2萬元。問人情如何？　說：大家存著“共產黨來也罷，不來也罷”之心，“依舊醉生夢死，過一天是一天的糊塗日子”。

4月1日“中央銀行發行5千元及1萬元的新鈔票。上海銀圓，漲到每枚1萬6千元”。4月3日，“上海米價有漲至金圓券16萬者，現鈔仍缺乏”。可見米價跟著銀圓滾，10　枚銀圓一石白米。4月8日，“上海金融混亂，物價飛漲，大家都說無辦法”。4月15日，他向新近從上海來的陳小蝶打聽情況，“上海是麻木狀態”，“新近到過杭州，杭州也是如此”。

4月16日他接到上海來信，50萬稿費連3枚袁頭也買不到了，市價每枚銀圓17萬。賣文已不堪維生。4月17日，“昨日上海市價，白梗（米），每擔（石）120萬元；銀圓，出了20萬元關。飾金，進，每兩850萬；出，940萬。雞蛋每個4千元。豬肉每斤7萬”。

5月1日，包天笑日記中載有南京4月29日解放後的訊息。南京軍管會佈告，規定以人民銀行發行的人民幣為所有公私交易、買賣、票據交易的定價和結賬本位，金圓券為非法通貨，但為了人民方便，5月8日前准予流通，並規定第一天的比價，為人民幣1元值金圓券2500元。隨著金圓券的貶值，隨時調整比價。金銀絕對禁止運出解放區，人民手裡的金銀只能賣給人民銀行，不準用做貿易的計價標準，或進行買賣。進入或離開解放區都不得攜帶超過一兩的任何金飾和四兩以上的任何銀飾。

5月10日，南京訊息，“日用品尚不昂貴，白米每擔僅售銀圓3至4枚”。可見南京解放後米價回落。5月11日，有客自蘇州來，“蘇州自###入城後，金圓券已禁止流通。人民幣也同樣流通，比率尚未公佈。……白米每石銀圓4枚，中國農民銀行，已改為人民銀行”。蘇州米價跟南京一樣回落。然而，人民幣尚未站穩足跟。（部分摘自傅國湧編著《1949：中國知識分子的私人記錄》一書。）

５月25日，中國人民解放軍進入上海市。

從銀圓價格看金圓券通貨膨脹

包天笑日記，跟顧頡剛日記、竺可楨日記、夏承燾日記可以相互印證。

從他們四人的日記可以知道：1949年上半年，滬寧蘇杭地區解放之前，銀圓才是價值比較穩定的硬通貨。當時米價每石10銀圓左右，也就是每1銀圓大約可購買16斤白米，這個比值卻是相對浮動不大的。南京、蘇州解放後，米價回落到4銀圓1石（160斤），也就是回到30年代的平均水平。這就可以理解了。

2月5日，1銀圓值1350元金圓券；12日，值1430元。3月3日，值2700元；8日，杭州銀圓已漲至4千元一枚；3月25日，銀圓1萬元一枚；31日，1萬3千元。4月1日，上海銀圓漲到每枚1萬6千元；4月7日晨每圓2萬3千至2萬5千元；8日：“袁大頭今日上午3萬5千，下午至4萬餘。”9日杭州1銀圓合6萬7千金圓券；15日，銀圓價13萬元；16日17萬元；17日20萬元；21日：“袁頭下午已23萬”。22日銀圓漲至46—49萬金圓券；27日130萬；29日360萬；４月３０日：“今日銀圓價經政府公告為每枚合金圓券400萬元，不分小大頭。”（筆者注：“大頭”指袁世凱頭像銀圓；而“小頭”指孫中山頭像銀圓。）

5月20日上海銀圓一枚價2700萬元。19日“國行掛牌為960萬，然實際之價已為1400萬。20日下午升至2300萬，及傍晚則升至3000萬。”……7月廣州一塊銀圓，摺合金圓券5億元至8億元。

這樣的通貨膨脹達到天文數字，只有第一次世界大戰後德國發生過。

人民幣的新時代

國民黨的“金圓券”垂死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