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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依賴組織加工和擺佈，而是透過他所選擇的直接來自生活的鏡頭。從他的照片上看不到人為的痕跡，因此，他的照片對讀者有很大的欺騙和麻痺作用。

先褒獎，後貶損；論據與結論間轉換唐突，缺乏邏輯關聯。為何會有最後那句看來頗似狗尾續貂的文字呢？因為佈列松是“資產階級的攝影家”，加上這句話就可以表明為文者的立場了嗎？抑或僅僅因為他的第二次中國之行“對我國大躍進和人民公社作了可鄙的歪曲”，因而傷害了“中國人民的感情”。

與佈列松本人對自己作品的表述比照，除了那個評述性的尾巴外，上述理解接近了佈列松“決定性瞬間”理論的邊緣。

首先，我渴望用一幅照片去捕捉正展現在我眼前的某種局勢的全部本質……拍照意味著記錄——同時和在若干分之一秒內——事實本身和視覺看到的形式的嚴密組織，而形式將賦予它意義。這是把人們的頭、人們的眼睛和人們的心置於同一軸線上。

如果本著心平氣和的對話方式、虛懷若谷的學習態度，佈列松的此次中國之行，真能成為中國攝影發展的契機，事後看來甚至至少能夠把中國大陸的攝影推進幾十年。如果佈列松本人第二次來華拍攝的照片，是那些看起來“記錄了中國人民改天換地的偉大精神”，為官方及大陸民間普遍接受的“攝影作品”，那麼，佈列松也會提前幾十年成為中國攝影人熟知的攝影名人、友人。他對中國大陸新聞攝影的影響也就會更大。

攝影史向來不接受假設。

歷史的真相是：佈列松被當作了敵人與對手，而不是學習、研究的物件。

要在攝影報道上反對和戰勝佈列松，主觀主義形式主義的老攝影章法是無能為力的。

我們在新聞攝影真實性討論中宣傳的深入選擇，鼓勵記者鍛鍊的“最主要的本領”，在本質上，絕不是什麼抄襲佈列松。

絕不能自卑，以為認識和把握攝影藝術的本質特徵並在實際中運用這個特徵的，只能是來自外國的影響。

1960年8月19日，北京舉辦“資產階級形形色色展覽會”（內部展覽）。“批判材料”記錄了當年展覽組織方對佈列松的指責。

“新現實主義派”打著“客觀反映現實生活”和“客觀真實”的幌子，強調把現實用自然的形式真正記錄下來，以不擺佈，不組織加工，總是在現場出其不意地抓拍人物，不剪裁不修改，來偽裝公正、客觀和真實，而實際上他們的資產階級立場和觀點十分鮮明，他們總是按照資產階級的利益和要求來歪曲現實生活。他們以揭露社會生活的陰暗面為主，偶而（爾）也暴露一些資產階級統治的黑暗，以達到“小罵大幫忙”的目的，但大多數情況下，他們的鏡頭都對準進步的社會生活和勞動人民，像熟練的偵探一樣，快速抓取那些表面的、個別的、偶然的東西，來代替生活中的主要、本質的和有普遍意義的典型現象，極盡歪曲誹謗的（之）能事。因此，它是現代資產階級流派中最能迷惑人，也是最反動的、最危險的一派。

法國這一派的主要人物勃洛松（佈列松），對我國社會主義建設進行歪曲和惡毒的宣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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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學家說話了

1958年6月，幾乎與佈列松第二次抵達中國的時間相同，美學家王朝聞也加入到攝影問題的討論中來了。他寫文《拍攝時機的選擇問題》，使用了與佈列松“決定性瞬間”最為接近的攝影話語：最富於表現力的瞬間。

這篇文章特別之處在於，通篇沒有當年人們熟悉的政治話語及陳詞濫調，更沒有在“政治第一”的前提下，對所謂“技術問題”輕描淡寫或驢唇不對馬嘴地歪曲。這樣生動說理的文章，猶如空谷足音，在當年並不多見。

王朝聞表述道：

攝影，和繪畫、雕塑等造型藝術一樣，可以說是再現生活中的某一瞬間來反映生活、理解生活和評價生活的。在攝影工作者中，瞬間現象的把握，就是攝影角度、距離，特別是拍攝時機的選擇問題。如果物件是動的（常常是動的），如何選擇適當的拍攝時機，把物件最富於表現力的瞬間關係、動作、姿態和表情拍攝下來，是很重要的步驟。一個行動，或一個動作，其特徵表現得最明確、最動人的瞬間，就是最值得注意的不可錯過而又容易錯過的拍攝時機。

王朝聞從新聞攝影的角度提出，要把握“最富有表現力的瞬間”，一方面要看拍攝物件的特徵是什麼；另一方面，還要看攝影記者企圖著重表現的是什麼。正因為拍攝者的目的、個性，乃至偏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