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時傳出來的。

馬可·勃羅在其遊記中追述前朝情景時，也曾說過：“這片土地上的人民，決非勇武的鬥士”。“皇帝本人滿腦子裡都是女人，他的國土上並無戰馬，人民也從不習武，從不服任何形式的兵役。”孟###在《東京夢華錄》的自序中也寫道：“太平日久，人物繁阜，垂髫之童，但習歌舞，斑白之老，不識干戈。”

宋朝立國當時，總兵力不過二十萬人，太宗時達到六十六萬（《水滸傳》中林沖為八十三萬禁軍教頭，那是後來的事），且以步兵為主。因為騎兵所需的馬匹，只有東北薊遼之野與西北甘涼河套一帶兩地出產，前者已為遼朝所有，後者淪於西夏。而遼朝的軍隊總數在三十萬人以上，主要都是騎兵。當時，邊防重點在於遼闊的北方，騎兵匱乏，就無所謂戰鬥力。雙方力量對比，強弱甚是懸殊。史載，北宋與契丹的戰事，先後進行過八十一次，除一次獲勝外，其他的都是連連敗績。翻開北宋的整個對外作戰史，這種令人心喪氣沮的潰逃、敗降記錄，可說是連篇累牘。

每一次失敗的結果，自然都是透過外交途徑屈辱求和，每年都要把無盡的白銀、綢緞作為“生存稅金”向外方進貢，以購買昂貴的“和平”。從訂立“澶淵之盟”開始，北宋每年要向遼國進貢白銀三十萬兩——這個數字比當時中國以外的世界所有國家白銀的總量都要多。與西夏作戰，四年過去，死傷數萬，只好屈辱求和，條件是每年“賞賜”對方白銀五萬兩，綢緞十三萬匹，茶葉兩萬斤。對待入侵之敵，先是“奉之如驕子”，後來淪為“敬之如兄長”，最後敗落到“事之如君父”，真是一蟹不如一蟹。

宋人張知甫的《可書》中，引述了紹興人的諧謔：人們將金人和宋人的事物作類比，說金人有柳葉槍，宋人有鳳凰弓；金人有鑿子箭，宋人有鎖子甲；金人有狼牙棒，宋人有天靈蓋。魯迅先生在引證這則令人哭笑不得的趣話時，憤慨地說了一句：“自宋以來，我們終於只有天靈蓋而已”！

一著死棋

史載，宋初，太祖十分厭惡奢靡，恭行節儉。公元964年，北宋掃平了後蜀，亡國之君孟昶來到開封　，獻上一個裝飾著七彩珠寶的尿壺，太祖見了，怒形於色，當即擲之於地，令侍從把它敲個粉碎，並氣憤地對孟昶說：“一個便器就這麼講究，那麼，你該用什麼器具來貯藏食物？如此驕奢淫逸，怎麼能不亡國！”

為了給下面做出榜樣，太祖帶頭把日常的開銷降到最低，所用乘輿十分簡樸，寢宮中的帷簾以青布包邊，穿的衣服有的帶有補丁。他對家人說：

我大宋富有天下，即使宮殿用金銀來裝飾也不難辦到。但身為國君，就要為

天下百姓著想。古人說，以一人治天下，不可以天下奉一人。如果全為一己考慮，

那麼，天下人又該怎麼辦呢？

可是，又有誰能夠料到，就是這樣一位素以節儉、克己著稱的開國皇帝，身後竟會一代一代地出現腐敗奢侈、荒淫糜爛的上層統治集團。明末清初的大學者王夫之，在《讀通鑑論》中有一句名言：“大儉之後，必有奢男。”這種現象確實存在；那麼，其間是否有規律可循呢？

這裡單說宋代。如果溯本求源，問題的根子確實應該追索到立國伊始。本來，北宋一朝的官員，尤其是中、高階官員的俸祿收入就非常豐厚，居於中國曆朝之首。有人統計，與明朝官員相比較，大概要高出幾倍甚至十幾倍。又兼當時，宋太祖實行的是以“經濟贖買”換取君臣相安的策略，有意識地給予一些功臣宿將兼併土地的特權，使他們可以收取鉅額地租，作為官商本錢；而一般官僚仕宦在豐厚的俸祿之外，再加上高利盤剝，貪汙索賄，同樣具備經商的條件。他們競相動用官府車船，偷稅逃稅，經營包括域外與禁榷的各種物資，獲取高額利潤。真宗朝，兩浙轉運使和鎮州知州，在倒賣金銀布帛的同時，還從事販賣人口生意。這種雄厚資本與政治特權的結合，不僅使國家財政遭受極大的損失，而且，造成了官僚政治的嚴重腐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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趙匡胤下棋（9）

立國初期，皇家鼓勵開國功臣及時退休，大量蓄養歌僮舞女聊以自娛。爾後，這種奢靡浮華的風氣，便逐漸在整個社會中瀰漫開來，每逢宴會照例有歌舞侑酒，有時出來歌舞承歡的就是主人的家伎。仁宗朝，晏殊以宰輔之尊，日日以飲酒賦詩為樂，每會賓客，必有宴飲。從北宋時許多文人常為歌女演唱而寫作，且多沿襲五代《花間集》的傳統，可知一代文風是和當時的世風時尚緊相關聯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