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軍，部隊一切動向，隨時都向皇帝稟報。實際上，就是後來葉適所說的：“一兵之籍，一財之源，一地之守，皆人主自為之也”。

這些做法，倒都符合權力分割、相互制約的策略，使任何一個軍事將領如果想要擁兵自重，勢將面對層層難以跨越的障礙，因而有效地防範了軍人奪取政權的風險。實踐證明，終兩宋之世，三百餘年再也沒有發生過內部的兵變。但是，從整體來說，這一舉措卻是失算的，因為它嚴重地損害了軍隊的戰鬥力和應對作戰的能力。且不說，整個武裝力量削減得弱不堪擊，廂軍更是從根本上喪失了戰鬥力，即以如此錯綜複雜的管理制度、指揮體系來說，運轉起來必然滯緩無比，還有什麼效率之可言呢！掌握了這些情況，我們也就容易理解，北宋王朝的軍隊何以在對抗外部強敵時動輒不戰而退、潰不成軍了。

一著怪棋

中國封建社會，到了宋代，經濟、文化的發展都達到了巔峰，但已開始走向下坡路。就帝王的才略來說，宋太祖除外，也並沒有哪個是真正大有作為的。當然，頌聖者代不乏人。那位自號“安樂先生”的道學家邵堯夫，寫過一首《插花吟》，有句雲：“身經兩世太平日，眼見四朝全盛時”。他還有一首七律，由於曾被收進《水滸全傳》中，傳誦得更為廣遠：

趙匡胤下棋（6）

紛紛五代亂離間，　一旦雲開復見天。

草木百年新雨露，　車書萬里舊江山。

尋常巷陌陳羅綺，　幾處樓臺奏管絃。

人樂太平無事日，　鶯花無限日高眠。

這些論斷，都是過甚其辭的。當時的形勢，哪像他講的那麼樂觀！“太平無事”，更是無從談起了。太祖剛剛取得政權時，其統治區域只限於黃、淮流域，主要是中原一帶。後來有所發展，整個國土面積也只有唐朝的一半左右；到了南宋時期更加可憐，或許不到明朝的三分之一，清朝的五分之一。

當時，北方雄踞著先它五十餘年立國的契丹，還有虎視眈眈的北漢；西面有日夕圖謀東進的西夏；西南有坐險自大的後蜀；南面有吳越、南漢、南唐，佔據著重要經濟地區，割據稱雄。太祖、太宗兩朝，整整用了二十年時間，才結束了十國割據局面。爾後，太宗七年間兩度徵遼，都慘遭失敗，特別是高梁河之役，他自己中了箭，回來就因創死去。到了第三代皇帝宋真宗時，遼軍大舉南下，直抵汴京以北的澶州，宋廷驚恐萬狀，甚至擬議遷都，最後與遼國訂立了屈辱的“澶淵之盟”，開創了有宋一代以金銀布帛換取苟安的先河。後期又面臨著金人的大舉入侵，北宋覆亡，徽欽二帝被俘獲到五國城。總之，終北宋之世，儘管沒有發生過大的內亂，但外患頻仍，兵連禍結，迄無寧歲，卻是公認的事實。

怪就怪在，面對如此嚴峻的形勢，當權者竟會作出“外患不足畏，內憂深可懼也”的判斷，確定下“重文輕武”、“守內虛外”的方略。

本來，開基創業的封建皇帝，立國之初，都是迷信武力的，像前代的秦始皇、漢高祖、唐高祖，後世的元太祖、明太祖、清太祖，可說無一例外。而且，五代十國是武人的天下，趙匡胤正是在武人堆裡混大的。奇怪的是，這位“一條杆棒等身齊，打四百座軍州都姓趙”，縱橫捭闔、睥睨一世的曠代梟雄，得了天下之後，竟然懼武如虎，憎武如仇，說來也有些難以理解。

趙匡胤出生於公元927年，其時正處在唐末五代干戈擾攘之際，當時，武將擅權篡位，一起接著一起，社會上盛行重武輕文的風氣。他的父親也是一位驍勇善戰、長於騎射的武將。生長在這樣一個社會、家庭環境之中，自然養成這個“將門虎子”習武知兵、不畏強梁的性格。趙匡胤從小就練就一身精湛的武藝。有一次，他飛身躍上一匹沒有絡上籠頭的烈馬，那馬狂突亂跳不止，爾後衝上了城牆斜道，將他從門框頂上撞將下來，觀者都以為必將腦漿迸裂。不料，他卻迅速站立起來，重新騰身上馬，往復馳騁如初，使在場的人個個大感駭異，驚為神人。

五代的後漢有一位禁軍統帥，曾經說過這樣一句話：“安朝廷，定禍亂，直須長槍大劍，至於毛錐子（筆），頂什麼用！”許多人都奉為至理。可是，趙匡胤卻另有所見，大不以為然。儘管武力曾經幫助他完成了由普通一兵到禁軍統帥直到位登九五的宏圖偉業，但他並沒有把武力神聖化、絕對化。他的觀點，與前代帝王所達成共識的“馬上得天下，不能以馬上治之”有些相似，但又進了一步。

說來也怪，本來，趙匡胤識字不多，而且半生戎馬，是無暇專門研究學問的；可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