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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請病假一月”。47歲10月，“忽患腹疾甚劇，精神疲倦，且患失眠，遂屏居養息”。48歲5月，“以數月積勞，在杭寓旅中忽患腦病甚劇，神思煩鬱，夜則失眠，書則畏煩。回京至鼓樓醫院檢驗身體，知貧血益甚，乃購肝臟製劑飲服且注射焉，療養匝月，效果殊鮮”。1939年4月“身體精神，忽大感疲憊，竟日昏昏，作事無力，夜間又常失眠，且目眩手僵，病態百出，而骨痛腰痠，頭腦暈重。赴北碚休養一月”。11月“舊疾又作，百般調治，終不見痊，且胃腸日見薄弱，人亦漸消瘦，精力年不如年”（以上均出自《陳布雷回憶》）。1942年養病成都凡三月。1946年還都南京，夏秋病象日增，健康日損，腦力益衰，其秘書蔣君章說：“佈雷先生的健康，二十年來一向不很良好。他的病在醫學上不知道是否叫做高度的神經衰弱，他自己叫做腦病。在我記憶中，每年春夏，都是先生健康不良的季節，尤其以勝利以後為然。每年春夏之間，他總覺得精神不佳，思慮無力，胃口也差，在容貌上表現出萎頓的樣子。在這個時候，他本來非常溫厚的性情，要比較的急躁些，本來很輕鬆和歡喜講些笑話或遺聞軼事的，要比較沉默些”。

友人和妻子回憶（2）

陳夫人王允默女士說：“先夫子一生，誠可謂歷盡艱辛。年十六而失恃，二十五而失怙，此一大家庭之重任，乃落於一身。時弟妹眾多，皆未成立。宗族鄉黨諸事，俱待規劃、繼理。先夫子乃辭去教職，一意家居，日常瑣細，無不躬親料理。蓋以此為自身責任所在，不容趨避，雖因此犧牲一己之精力事業，亦無所惜。其服務於新聞界及政界，此種強烈執著之責任觀念，始於為其思慮決斷之中心。而其健康之所以未能及時挽回，終至日趨衰病，此實亦原因之一也。”

張道藩陳布雷責任心強，雖然感到不舒服，但還不肯休息，直到不能再拖的時候，才作短期的告假。責任心迫使他希望早日恢復健康，如果過了假期的一半，而健康的進步不顯著時，他的憂慮增加了，睡眠受影響了，健康的進步便益無希望了。1947年7月上廬山休養。越一週，至書蔣君章謂：“上山已七天，而腦力筋力之疲頹，曾不因接觸大自然而恢復。至於體力不濟，亦極可驚。出脂江路到傳習學舍散步，一來回須兩小時許。加以目光散漫，手腕顫痛，與三十四年夏季無異。現在上午只能略看閒書，下午僵臥，傍晚散步，夜間絕對不作事，十時即安排就寢。如此休養，尚且毫無效果，即寫一封信，亦筆若千鈞（連續寫兩函，即無力寫第三函）。於是弟悟年力衰老之已難補救也。初離京時，只擬請假一月，如以七月八日起算，亦僅有兩星期可住，因之甚為躊躇，預計非續假不可。故先以近況報兄”云云。函中並有“弟實深望此行能恢復健康，再可奮鬥兩年，以遂黨員報國之願，若照近日情形，實無此把握也”等語。陳布雷是“身在山林，心在廊廟”，雖在病假休養中，在給友人的信中，仍無時無刻不以“黨國大事為念。黨國多事，放心不下，健康很難恢復。”

陳布雷的好友張道藩回憶：“先生淡泊，與世無爭。但政治場中，有些事情，書生是看不慣、聽不慣的；書生既已從政，自然接觸到看不慣的現象、聽不慣的事情。心雖泰然，不免總有不快。先生生性不近政治，時作擺脫之想，故先期歷任政府職務，僅自賃旅舍以居，從不攜眷，以為不數月即辭歸。民國十六年在京任中央黨部書記長，謂‘平昔期待於革命者至深，今以事實與理想相印證，乃覺黨內意見紛歧，基礎殊未穩固，念國勞之危殆，憂革命之多艱，常忽忽不樂’。民國十八年‘春，出席第三次全國代表大會，被選為中央候補監察委員。事先曾提議黨齡不滿三年不得當選中委，以絕倖進之風，以保持黨的純粹性。主席團恐引起爭議，未予提出。當選後請辭，以無先例，未許。深憂此後將以爭競地位而多事，心慼慼焉’”。張道藩說：“佈雷先生對於功名富貴之淡泊，為人所共知。當民國十八年本黨第三次代表大會時，佈雷、公展兩先生及道藩同時當選為候補中央執行委員。吾等非常惶悚，蓋當時中委名額甚少，名位亦重，佈雷先生認為吾等不應占此名額，且以為不任中委則事無大小皆可擔任，更易於報效黨國，乃由佈雷先生面請介公轉達主席團，准予放棄，另補他人。後雖以事無前例，未獲允准，但由此一事，足知先生之淡泊於名位及其讓德之可風，早在廿年前已昭示於朋儕，更足證其從政廿年來，只求努力報效黨國不計名位非偶然了。二十年二月，約法問題起，先生‘深為本黨前途憂之，更有感於黨人先進者意氣之盛，執政當局負責之難，益視政治生活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