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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繼續起草西安半月記,至九時完成,全稿一萬二千言……余文字近年來實不如二十餘歲時之警練簡勁……”但《西安半日記》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蔣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畢,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記中陳布雷擬新生活運動3週年紀念廣播稿又發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陳布雷身體也支援不住,2月23日日記中雲:“……十二時面請蔣先生給病假兩天,以連日實感精神太倦也,蔣先生似不願予請假,勉之,”過了二天,2月26日“頭暈仍劇,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滿,不願再續……”2月28日“……夜應蔣先生召商半月記文字,並有所指示,10時歸寓,覺眩暈未已……”大概,陳布雷身心確實疲憊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記中明載:“……今日神思忽忽不樂,又萌引退之念,蓋侍從室環境特殊,餘來此二年餘,對國事迄無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遠之之態度,而餘於彼等亦常覺格格不相入,蓋大多數人言不及義,思不及義,唯知以挈較權利為急務,稍便則酒食徵逐,只要瞞得過首領而已,餘雖抑志相從,推誠相與,然徵逐既非所喜,隨和亦不能無限度,故終不能相水乳也……”,這時陳布雷又隨蔣介石到了溪口,蔣經國也回到溪口了,蔣介卿要出喪,陳布雷為蔣介石寫祭兄文,4月15日,蔣介卿出殯後,4月18日又隨蔣介石赴杭,4月22日記又露出退意,雲:“午後無事在寓,與允默商進退問題,頗思俟委員長病癒,擺脫侍從室職務,以既管理不善即應引咎,而讓賢也……”4月24日日記中記:“……餘連日心情不佳,幸而滯留杭州,尚可不發神經病,此種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並校定西安事變半月記與回憶錄之文字……”奇怪得很,從1月寫西安半月記已完稿,到4月還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記中又記:“……十一時到大哥家午餐。與大姐等談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暢,坐立行止,覺一無是處……”5月5日日記中記“四弟來談……覺心中苦悶實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詞色……”5月6日於是又請病假5天,5月7日日記中提到知友採訪“對餘之健康個性與工作困難問題均以無法解決……”5月12日日記中記得更明白:“……抑鬱焦躁之病態又顯露無遺,傍晚五妹挈細兒來寓相視,勸餘決心引退……”陳布雷在5月22日日記中最後講明:“午後,又試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筆,苦悶之至,焦急之至……餘病實伏於西安事變時透支,精神太過,今乃覺之……”可是西安半月記還要改,5月23日日記中記:“七時卅分起,覆閱西安事變回憶錄,將文中語意之不妥者標出修改之,得十八條。”5月26日日記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極不寧……不思飲食,即紙菸亦覺無味,六弟來談勸餘往滬上休息,以為較之蟄居京寓當勝一籌,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須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記:“……午後力子先生來談甚久,以靜心澄慮相勸,知其意終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覺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記中記“……自牯嶺來電話,西安半月記暫緩發售,夜心緒不佳……”5月30日記:“……午後電委員長商西安半月記事,仍請及早指定一發售之確期……”說來十分奇怪,這本僅萬字的西安半月記寫就不過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個多月,而陳布雷心理狀態極複雜,不斷出現引退之念,又有難言之隱,內心痛苦與矛盾躍然於紙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決計隨蔣抗日(1)
陳布雷跟上蔣介石有21年時間,前10年開始是作為客卿身份,從1934年開始,作為侍從室主任,可謂形影不離,但是這21年中最為重要的是抗戰八年從南京而武漢,1938年下半年起武漢失陷,就隨侍蔣介石到重慶一直到抗戰勝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西安事變剛剛結束,蔣介石被逼抗日,蔣介石和其所屬部隊在正面戰場確也抗擊過日寇,特別是抗戰初期,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下,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擊日寇,陳布雷這人確實也是愛國的,所以在他為蔣介石所撰寫的文告中,抗日熱情,奔瀉千里,也使蔣介石成為世界矚目和全國軍民擁戴的抗戰領袖。
1937年的6月1日,陳布雷在日記中有記載雲:“餘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兩月,當去年西安事變發生,家人即以餘工作太勞為憂,乃自委員長由洛到東後,受命治事,較前加繁而並不感覺特別疲勞,蓋當時神經興奮,他事均不遑計耳,此次突然頹喪,且恢復如此之難,均出意計之外,今既發現非常貧血,即應針對此症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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