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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日“繼續起草西安半月記，至九時完成，全稿一萬二千言……余文字近年來實不如二十餘歲時之警練簡勁……”但《西安半日記》2月11日完稿，2月13日蔣介石命修改，2月14日修改完畢，2月15日又修改，2月18日日記中陳布雷擬新生活運動3週年紀念廣播稿又發作：“此等文字工作，最易落窠臼，用思甚苦……”陳布雷身體也支援不住，2月23日日記中雲：“……十二時面請蔣先生給病假兩天，以連日實感精神太倦也，蔣先生似不願予請假，勉之，”過了二天，2月26日“頭暈仍劇，且骨痛未已，然假期已滿，不願再續……”2月28日“……夜應蔣先生召商半月記文字，並有所指示，10時歸寓，覺眩暈未已……”大概，陳布雷身心確實疲憊之至，又萌引退之念，4月9日日記中明載：“……今日神思忽忽不樂，又萌引退之念，蓋侍從室環境特殊，餘來此二年餘，對國事迄無深切之情，彼等待人均抱敬而遠之之態度，而餘於彼等亦常覺格格不相入，蓋大多數人言不及義，思不及義，唯知以挈較權利為急務，稍便則酒食徵逐，只要瞞得過首領而已，餘雖抑志相從，推誠相與，然徵逐既非所喜，隨和亦不能無限度，故終不能相水乳也……”，這時陳布雷又隨蔣介石到了溪口，蔣經國也回到溪口了，蔣介卿要出喪，陳布雷為蔣介石寫祭兄文，4月15日，蔣介卿出殯後，4月18日又隨蔣介石赴杭，4月22日記又露出退意，雲：“午後無事在寓，與允默商進退問題，頗思俟委員長病癒，擺脫侍從室職務，以既管理不善即應引咎，而讓賢也……”4月24日日記中記：“……餘連日心情不佳，幸而滯留杭州，尚可不發神經病，此種痛苦，非同病者不能知也……並校定西安事變半月記與回憶錄之文字……”奇怪得很，從1月寫西安半月記已完稿，到4月還在校改，心中一直想引退，5月1日日記中又記：“……十一時到大哥家午餐。與大姐等談家常，近日，予心境不舒暢，坐立行止，覺一無是處……”5月5日日記中記“四弟來談……覺心中苦悶實甚，在兄弟之前又欲稍露詞色……”5月6日於是又請病假5天，5月7日日記中提到知友採訪“對餘之健康個性與工作困難問題均以無法解決……”5月12日日記中記得更明白：“……抑鬱焦躁之病態又顯露無遺，傍晚五妹挈細兒來寓相視，勸餘決心引退……”陳布雷在5月22日日記中最後講明：“午後，又試為文字工作，乃竟不能下筆，苦悶之至，焦急之至……餘病實伏於西安事變時透支，精神太過，今乃覺之……”可是西安半月記還要改，5月23日日記中記：“七時卅分起，覆閱西安事變回憶錄，將文中語意之不妥者標出修改之，得十八條。”5月26日日記中又云：“……今日精神又不佳，心思極不寧……不思飲食，即紙菸亦覺無味，六弟來談勸餘往滬上休息，以為較之蟄居京寓當勝一籌，然予自知此疾非移地所能瘳，須待其自愈也。”5月27日日記：“……午後力子先生來談甚久，以靜心澄慮相勸，知其意終不能行，奈何奈何，今日覺彷徨更甚……”5月29日日記中記“……自牯嶺來電話，西安半月記暫緩發售，夜心緒不佳……”5月30日記：“……午後電委員長商西安半月記事，仍請及早指定一發售之確期……”說來十分奇怪，這本僅萬字的西安半月記寫就不過一二天，而出版一拖四個多月，而陳布雷心理狀態極複雜，不斷出現引退之念，又有難言之隱，內心痛苦與矛盾躍然於紙上。

在病痛和苦痛中決計隨蔣抗日（1）

陳布雷跟上蔣介石有21年時間，前10年開始是作為客卿身份，從1934年開始，作為侍從室主任，可謂形影不離，但是這21年中最為重要的是抗戰八年從南京而武漢，1938年下半年起武漢失陷，就隨侍蔣介石到重慶一直到抗戰勝利。1937年初到1937年七七抗戰爆發，西安事變剛剛結束，蔣介石被逼抗日，蔣介石和其所屬部隊在正面戰場確也抗擊過日寇，特別是抗戰初期，在中國共產黨抗日民族統一戰線影響下，國共開始第二次合作，全國人民同仇敵愾抗擊日寇，陳布雷這人確實也是愛國的，所以在他為蔣介石所撰寫的文告中，抗日熱情，奔瀉千里，也使蔣介石成為世界矚目和全國軍民擁戴的抗戰領袖。

1937年的6月1日，陳布雷在日記中有記載雲：“餘自四月初迄今，身心交病，已近兩月，當去年西安事變發生，家人即以餘工作太勞為憂，乃自委員長由洛到東後，受命治事，較前加繁而並不感覺特別疲勞，蓋當時神經興奮，他事均不遑計耳，此次突然頹喪，且恢復如此之難，均出意計之外，今既發現非常貧血，即應針對此症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