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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大呼“心拙力竭，拼湊而已”。陳布雷感到為蔣寫文章甚為苦惱，自己之思想依附與別人身上，在“感想雜記”中記述“以餘之個性，實只宜作鄉里之散人，或藉教讀以自給，乃因少時不知自覺，好為文字議論時事，自受知於蔣公，竟充其愚畫，許效馳驅，然個性對於複雜之政治環境，實絕對不相適……信乎擇業之宜慎也，……進退都無是處，強忍亦已無餘力，苟且偷生，局天眷地，皆所自造，命也乎。”

陳布雷日記中對自己內心之剖露可謂淋漓盡致，西安事變之後，1937年4月間，18日隨蔣介石到杭州，4月22日日記中已露出退意：“午後無事在寓，與允默商進退問題，頗思俟委員長病癒，擺脫侍從室職務……”，4月24日日記又記：“……餘連日心情不佳，幸而滯留杭州，尚可不發神經病……”，1937年4月，蔣介石批准陳在杭州休養，在6月1日日記中陳記：“……唯當忍耐持久，以觀其後，蓋擺脫既不可能，即當屏除雜念，聽其自然……”，這裡的擺脫不能，不僅是指病體，亦有擺脫政治圈子之意。直至抗戰爆發，陳布雷是帶著痛苦與矛盾，跟著蔣介石抗日救國的，直至退到重慶，民主勢力提出“結束黨治”，實際上是反對蔣介石的“一個主義，一個政黨，一個領袖”，可是陳布雷出於“愚忠”（陳布雷自己日記中屢次提到），蔣介石對民主甚為反對，陳布雷也認為“結束黨治”之提案“……完全出於搗亂政客之所為，明明為窘迫而已……”。1940年11月22日日記，“……委座甚憤慨謂如此‘無異要我們解除武裝，且加以重重束縛’……”，陳布雷不復是辛亥革命時一激進青年，以反對帝制、反對軍閥為己任，而是維護“###”、維護“領袖個人獨裁”的“忠臣”了。陳布雷已與整個時代脫節，所以心理十分痛苦和矛盾，“以致黨國艱難，人心散漫，經濟惡化之現狀，不知何以補救，而自身又衰疲無能，至此悲悵之情，終不能自抑，又不知如何爬梳整理……”（1942年11月5日日記）。

1943年7月10日及1944年4月，陳布雷日記中多有“雜感補記”一些綜合之心得體會，“自十六年一至南京，以深感自身決不宜於政治上作事，而以因緣牽率，終不能重歸我新聞記者之舊業……”，“當武昌起義之時，餘適在天鐸報，少年意氣凌厲，曾撰‘談鄂’十篇，鼓吹革命，以此因緣，許身黨國，今建國之業未成而已年逾五十，居機要之職位，無絲毫之貢獻，不禁感慨系之……”。1945年陳布雷在休養中，又寫了“新春雜記”，寫了幾千字，中有“我之入侍從室，十年以來，不敢言勞，不敢乞退，乃實踐我民國十七年對蔣公，‘只願為公之私人秘書’之宿諾……憶季陶在數年前對餘與張文白言君二人乃一將一相……餘聞之如驚天霹靂，若侍從室之地位與職責真為如此，則餘謬居要位，曠職誤事之處必擢髮難數矣……”。蔣介石後來對陳布雷的要求不僅僅是為他起草文告，當一私人秘書，而是要他盡輔佐之責，就是戴季陶之言當一個宰相，可是陳布雷沒有這個政治野心，陳布雷在1945年1月24日日記有很長一段自白“……然蔣公既公開言之，我又不便漠然置之，無已其及早引退乎……。”

一點感想（代序）（6）

1945年抗戰勝利前夕，7月14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大呼“……雜思繁慮，排遣不開，姑不論健康如何，而精神上之衰疲勞累，洵所謂‘此樹婆娑生意盡矣’……”。7月29日日記中寫了自訟錄8條，自責自譴，“不能如委座之意”，7月30日，31日兩天日記並記：“日來某種消極觀念而引退之意，仍不斷擾於胸中，無可控遏，亦不能自己抑止，形神之蕭索，志氣之委頓，心緒紛繁，神經顛倒錯亂，大有敗葉滿山不可爬梳之境象……”，他還想到“念委座之紛繁憂勤，則餘等何敢言勞苦，然餘實心力體力交瘁已達極項矣……”，最後他還是感嘆“……此皆餘歷年自造之錯誤，今已無可挽救……”。如果沒有看到日記，真不敢相信陳布雷在抗戰勝利前夜，思想痛苦和消沉會至如此地步。日本投降，8月28日，蔣介石宴客請陳布雷作陪，他在日記中記下“……自斷此身無服務之能力，恐今生自此成為無用之廢物矣，奈何奈何……”，陳布雷固然由於身體極為衰疲，但也有政治上消極悲觀，他在8月31日日記中喊出了：“餘誠為不知自量而只知愚忠自效之大愚人也”。

1947年6月17日在南京陳布雷目睹勝利後“五子登科”，人民怨聲載道之情形，“而我中樞散漫脫節，各不相謀，略無振奮團結之氣象，殷憂無限”（6月14日日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