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蔣介石，在侍從室作幕僚長，其中又有八年抗戰，因此日記所記應該是與這段重大歷史有關的真實紀錄，是第一手史料，彌足珍貴。不僅具有參考價值，也有研究價值，更兼有欣賞價值，僅就這150餘萬字的小楷而言，筆力蒼勁，文字簡潔又傳神，常常一句話，三四個字，就把事物寫活了。我彷彿看到一位老人在深夜奮筆疾書的情景，在筆下噴吐出他的內心世界，為後代留下了多少寶貴的史料啊。

陳布雷作為蔣介石的“文膽”，其首要任務當然是為蔣起草重要文告，自1927年春在南昌第一次見蔣介石，為蔣起草《告黃埔同學書》以來，以後，凡蔣的重要文告，差不多都經陳布雷之手，諸如1928年6月隨蔣去北平，為蔣起草《祭告孫總理》文，1934年9月，秉承蔣的旨意，起草《敵乎？友乎？》長文，這篇長文因為非常敏感，在國難當頭之時，“連日本是友是敵都懷疑起來了”（魯迅先生語），蔣介石和陳布雷商議後是以徐道鄰的名義發表在1934年10月號的《外交評論》上。1935年以後日記記錄的是抗戰8年中的重要文告，如1936年10月31日，蔣介石的50歲生日，蔣介石自己提出要寫一篇《報國與思親》。以往重要文告一般由陳布雷兩三天內寫成後，經反覆修改就以蔣介石名義發表在報紙或廣播，惟1936年西安事變，蔣介石回來，陳布雷除了為蔣起草對張學良、楊虎城訓詞以外，就是為蔣介石編寫《西安半月記》，全文也僅一萬幾千字，初稿寫就也不過兩三天工夫，但反覆修改，從1937年1月改到4月，陳布雷心情煩躁。日記中有詳細的記錄。陳布雷為蔣起草文告最最順利，影響最大，使蔣介石在國內外贏得較好名聲的是抗戰爆發的一些文告，如七七抗戰全面爆發後，7月19日，蔣介石在廬山談話會上發表的《最後關頭》一文，蔣介石慷慨激昂宣佈：“……如放棄尺寸土地與主權，便是中華民族的千古罪人”，“如果戰端一開，那就是地無分南北，人無分老幼，無論何人，皆有守土抗戰之責任……”，這些名句，對於動員全國人民抗戰起了鼓舞作用。最最著名的，是1938年陳布雷在武漢，在日機轟炸下，為蔣介石起草的《抗戰週年紀念告全國軍民書》，這篇6000字的文告陳布雷確是傾注了全身心寫就的，當時《大公報》主筆張季鸞評論該文謂：“淋漓酣暢，在統帥昭告全國之書告中當不能更詳盡於此，篇幅雖長而不覺其冗，氣勢旺盛，通體不懈，是抗戰前途光明之象徵，”陳布雷對自己這篇為蔣起草的文告也甚滿意。這篇文告用五種語言，向國內外廣播，海內外各報，一律在頭版頭條刊出，蔣介石的抗戰決心贏得了國內外讀者的讚揚，日本方面由此一方面加緊對汪精衛的誘降，一方面再也不以蔣為對手誘降，而是加緊轟炸，必欲置蔣於死地，甚至連蔣的老家溪口也轟炸得一塌糊塗，將蔣的元配夫人毛氏也炸死了。

陳布雷為蔣介石起草文告，真可謂嘔心瀝血之作，而且連日抱病寫作，他在1939年“一月份之回溯”中記載：“本月共卅一日，適當汪變發生之後，輿論複雜，人心激動，中樞處理此事，甚費苦心，二十日以後舉行五中全會，先後十日，故本月中起草文字及奔走接洽之事較繁，全月共見客六十人，訪友九次，出席招待中央委員會會餐五次，閱定普通講話稿四篇，起草重要文電九件，核閱對外談話稿一件，為蔣夫人改定論文五篇，修改全會中關於國際問題講演一篇（惟果起草），修改告教育界及士紳書一件，撰擬全會開會詞一篇，又閉幕詞初稿一件，參加起草全會宣言（先後修改四次），又修改精神總動員綱領二次，核閱提案及計劃方案等檔案……”—月之中就接待了60位客人，開會、會見50多次，起草改稿達30餘次，工作量確實是超負荷了，而這種政治文告使陳布雷覺得“最感支絀之苦”，於是陳布雷也會在日記中發點小牢騷，如1939年10月6日日記記：“……三時醒動筆，題目太大（注：起草告國民書）而委座所欲容納之詞又似太細小而具體，安排斟酌甚苦……”但是蔣氏夫婦對陳布雷是厚待的，所以陳布雷在日記中說：“……得電話准許並囑靜養，其曲加體諒處，令餘感動於心……”戴季陶告訴陳布雷說：蔣先生對其說過，最苦勞的是佈雷了。於是陳布雷又感激涕零，特別是陳布雷50歲生日，1939年的12月24日，蔣介石親筆給陳布雷寫了祝壽詞，陳布雷在12月24日日記中記：“……奉委員長手示，以餘明日生辰，手書‘寧靜致遠，淡泊明志’八字相贈，瞻對感激，作一長函報謝，午刻，蔣夫人制作餅餌相貽，亦函致謝……”

一點感想（代序）（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