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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與《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張季鸞有近20年交情，始識於二十年代陳布雷在《商報》時代，抗戰後，關係更加密切，日記中隔三兩天都有記載，可謂文字之交，在對外宣傳方面，張出了很多主意，陳布雷常常把張的長信和建議幾千字幾千字摘錄在日記中，張季鸞在1941年9月6日死於重慶，9月6日日記中陳布雷有詳記：“五時方在朦朧中，接右任先生來電話，知季鸞於今晨四時長逝矣，季鸞真誠愛國，出於至忱，抗戰以來，晝則運思，夜則奮筆，其貢獻一切以求抗戰勝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誠，在中國國民黨黨員中不可多見，嘗自謂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為中山先生之繼承人蔣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兩大際遇，故疲身勞神或奔走道途，或獻替帷幄，其忠勤有為外人所不詳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銳敏之思，以從事於對敵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間所得而詳者，今抗戰局勢甫見曙光，而奪此念念不忘‘國家至上’之論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臨歿之方必不瞑矣，以電話報告委員長後，六時卅分到中央醫院臨視遺體，與其夫人談臨歿情形，悽愴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來為安排殮室，備辦殮具，九時始歸，念之不可置，午後為委員長草一唁電，四時再至醫院視殮，到新聞界友人及其鄉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齡，出面拜謝，英巍過人，喜其有後也，與吳院長商殯地後，至右任先生寓，邀張夫人共商後事，決定暫葬四川，不遷陝，八時始歸，委員長電話來詢，將經過報告之……”陳布雷在日記中也有記友人或親人之死，但從未這樣詳細和充滿感情，而且對張的評價也遠遠超過其所記之任何人。過了20天，9月25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又記上一筆：“七時起，以季鸞之逝，餘獨無悼文，明日為其三七，特撰‘追念張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經過及其言行，為餘所能憶者，文成讀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猶未盡也，季鸞近年對國事前途與革命義諦認識甚深，雖無黨籍，而熱情炯識過於一般徒裝門面以讀三民主義者，餘此文特送中央日報發表……”

我遍找原文不著，最後竟在陳布雷1946年日記中見到《追念張季鸞先生》全文，茲全錄於下，陳布雷在報上寫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評價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滿感情。

追念張季鸞先生

季鸞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纏綿病榻時，餘三訪之於醫院，病亟猶自謂“疾有轉機，將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終不自意其將死，其生命意志之堅強彌滿，雖目睹其蓋棺，餘直不信其已死也。餘哀蟠胸，揮之不去，紀其前言往行，藉遣餘悲。

餘識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訂交，在民國十年，其時餘在商報，以某案與先生主持中華新報往復論辯者七八次，吾輩之論據，實未必強於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則在彼報揭一短評曰：

“餘在報界十年，感寂寞與痛苦久矣。最近商報與本報之辯論，其主張且不論，然其攻擊之猛，筆鋒之銳，令為讀之先自感一種愉快，甚喜我報界之有進步也。國事待討論者正多，如吾兩報，不宜為一個問題，辯難不已，宜自此結束論爭，不必定孰為得失。”

其雅度深情，為新聞史上所僅見，此與先生二十年來熱心獎進青年聞一善輒稱道不置者如出一轍，蓋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孫禹行將軍於戎幕；餘馳書敦勸，謂“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輿論界萬不可無先生，援招隱之義，敢以重回故業為請”，先生復書，有“且請拭目俟之，中國必須有終身之新聞記者，舍我輩其誰”之語，未幾而《國聞週報》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報》以新姿態與讀者相見，先生卒以主持國論終其身，餘乃轉棄其所業而奉身於奔走，竟未踐夙志，愧負死友多矣。

黃少谷先生最近所紀十六年鄭州總部早餐之盛會，始重晤先生，最使餘不能忘者，則先生鄭重告語，謂“北伐統一後宜亟圖復興，振國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國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國運所繫，應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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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痛悼張季鸞（2）

先生之逝，海內外識與不識，皆深悼之，曾讀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愛國之熱情，而凡與先生接觸者，更欽服先生氣度之淵深，用志之專一，氣概之嚴整，態度之懇切和謙，與其愛國愛友尤愛青年之誠摯，然先生之性行，可以與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聞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吳達詮先生來京，嘗謂餘曰“他人亦憂國，唯季鸞則真心愛國，從心底深處寢饋不忘以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