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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與《大公報》首任總編輯張季鸞有近20年交情,始識於二十年代陳布雷在《商報》時代,抗戰後,關係更加密切,日記中隔三兩天都有記載,可謂文字之交,在對外宣傳方面,張出了很多主意,陳布雷常常把張的長信和建議幾千字幾千字摘錄在日記中,張季鸞在1941年9月6日死於重慶,9月6日日記中陳布雷有詳記:“五時方在朦朧中,接右任先生來電話,知季鸞於今晨四時長逝矣,季鸞真誠愛國,出於至忱,抗戰以來,晝則運思,夜則奮筆,其貢獻一切以求抗戰勝利革命成功之一片至誠,在中國國民黨黨員中不可多見,嘗自謂弱冠得事中山先生,垂老得為中山先生之繼承人蔣先生效力,乃生平不可多得之兩大際遇,故疲身勞神或奔走道途,或獻替帷幄,其忠勤有為外人所不詳知者,而出其精悍之舌,銳敏之思,以從事於對敵人攻心之工作,亦有非外間所得而詳者,今抗戰局勢甫見曙光,而奪此念念不忘‘國家至上’之論士以去,天乎何酷,知其臨歿之方必不瞑矣,以電話報告委員長後,六時卅分到中央醫院臨視遺體,與其夫人談臨歿情形,悽愴之至,右任先生及谷冰等來為安排殮室,備辦殮具,九時始歸,念之不可置,午後為委員長草一唁電,四時再至醫院視殮,到新聞界友人及其鄉友凡二十人,其子士基年才五齡,出面拜謝,英巍過人,喜其有後也,與吳院長商殯地後,至右任先生寓,邀張夫人共商後事,決定暫葬四川,不遷陝,八時始歸,委員長電話來詢,將經過報告之……”陳布雷在日記中也有記友人或親人之死,但從未這樣詳細和充滿感情,而且對張的評價也遠遠超過其所記之任何人。過了20天,9月25日,陳布雷在日記中又記上一筆:“七時起,以季鸞之逝,餘獨無悼文,明日為其三七,特撰‘追念張先生’一文,述相交之經過及其言行,為餘所能憶者,文成讀之。逾二千言,然所欲言之猶未盡也,季鸞近年對國事前途與革命義諦認識甚深,雖無黨籍,而熱情炯識過於一般徒裝門面以讀三民主義者,餘此文特送中央日報發表……”
我遍找原文不著,最後竟在陳布雷1946年日記中見到《追念張季鸞先生》全文,茲全錄於下,陳布雷在報上寫文章悼念友人,而且評價至高是少有的,悼文也充滿感情。
追念張季鸞先生
季鸞先生之逝二十一日矣。纏綿病榻時,餘三訪之於醫院,病亟猶自謂“疾有轉機,將留院三月以期全痊”,是其自知不能死,不可死,故始終不自意其將死,其生命意志之堅強彌滿,雖目睹其蓋棺,餘直不信其已死也。餘哀蟠胸,揮之不去,紀其前言往行,藉遣餘悲。
餘識先生二十年矣。最初訂交,在民國十年,其時餘在商報,以某案與先生主持中華新報往復論辯者七八次,吾輩之論據,實未必強於先生所持者,而先生則在彼報揭一短評曰:
“餘在報界十年,感寂寞與痛苦久矣。最近商報與本報之辯論,其主張且不論,然其攻擊之猛,筆鋒之銳,令為讀之先自感一種愉快,甚喜我報界之有進步也。國事待討論者正多,如吾兩報,不宜為一個問題,辯難不已,宜自此結束論爭,不必定孰為得失。”
其雅度深情,為新聞史上所僅見,此與先生二十年來熱心獎進青年聞一善輒稱道不置者如出一轍,蓋天性然也。
翌年先生走北方,佐孫禹行將軍於戎幕;餘馳書敦勸,謂“今日政治之事,得先生一人不加多,然輿論界萬不可無先生,援招隱之義,敢以重回故業為請”,先生復書,有“且請拭目俟之,中國必須有終身之新聞記者,舍我輩其誰”之語,未幾而《國聞週報》出版,又越一年而《大公報》以新姿態與讀者相見,先生卒以主持國論終其身,餘乃轉棄其所業而奉身於奔走,竟未踐夙志,愧負死友多矣。
黃少谷先生最近所紀十六年鄭州總部早餐之盛會,始重晤先生,最使餘不能忘者,則先生鄭重告語,謂“北伐統一後宜亟圖復興,振國防,集民力,以成中山先生之志,國民革命可成而不可收,此國運所繫,應大家共勉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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陳布雷痛悼張季鸞(2)
先生之逝,海內外識與不識,皆深悼之,曾讀先生文字者重先生之文,尤重先生愛國之熱情,而凡與先生接觸者,更欽服先生氣度之淵深,用志之專一,氣概之嚴整,態度之懇切和謙,與其愛國愛友尤愛青年之誠摯,然先生之性行,可以與先生相知最深二友之言代表之。二十四五年聞北方最危急,先生已多病,吳達詮先生來京,嘗謂餘曰“他人亦憂國,唯季鸞則真心愛國,從心底深處寢饋不忘以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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