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盼望的對方主帥身亡的結局。諸葛亮一死，則兵敗，而兵敗，則蜀亡。雖然，誰也逃脫不了死神的魔掌，但諸葛亮卻在加速自己的這個死亡程序，這正是司馬懿求之不得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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諸葛亮的悲劇（2）

司馬懿說過：“亮志大則不見機，多謀而少決，好兵而無權（變），雖提兵百萬，已墮我畫中，破之必矣！”他在軍事上並不忌畏至此已呈衰勢的諸葛亮，加之對手可以不戰而亡，當然要躊躇滿志地說這番話了。

當使者回蜀營後，向諸葛亮彙報此行情況時，提到司馬懿講過的話，“食少事煩，其能久乎？”他不能不感慨系之了。因為在一雙盼著你死，可你又沒法不死的眼睛下，在倒數計時度過生命的最後日子，那種內心悲痛，是不言而喻的。

諸葛亮也不是不明白這個道理，但他卻偏要這樣勞累下去的根本原因，就是他說出來的“惟恐他人不似我盡心也”的這句話。正是這種對人的極端不信任，才導致他操勞過度，心力交瘁，再也回不去成都了。

主簿楊顒以治家之道來勸誡諸葛亮的話，應該是所有那些事無鉅細，全部包攬的領導者，要當作座右銘的。

有的人一輩子沒當過官，好容易撈到一頂烏紗帽，便什麼都不肯撒手，這就是俗話說的不會當官的官了，只宜當總務科長。諸葛亮難道真如他的敵人罵他的那樣，南陽一鄙野村夫嗎？怎麼會毫無識見到如此地步？罰二十必親自在場，也太過分了。而他又是個懲罰主義者，豈不是一天到晚光監刑都來不及嗎？

所以，現實中那些事必躬親的領導者，只能算是一個盡職的事務主義者，未必是一個成功的領導者。

對於諸葛亮的過高評價，有識之士的看法，從來是和《三國演義》的推崇，一直存有歧見的。若從實踐來看，從他的決策，到他的治績，到他的用人，到他的北伐，到他對於魏延的嫉妒情結，都不是無可非議的。這位在人格上令人仰慕的軍師，對於他治理的蜀國，無論他怎樣鞠躬盡瘁，他的死，也就註定蜀國只有土崩瓦解一途了。

崔浩在《典論》裡，很不客氣地批評諸葛亮：“亮之相劉備當九州鼎沸之會，英雄奮發之時，君臣相得，魚水為喻。而不能與曹氏爭天下，委棄荊州，退入巴蜀，誘奪劉璋，偽連孫氏，守窮崎嶇之地，僭號邊鄙之間，此策之下者。可與趙佗為偶，而以為蕭曹亞匹，不亦過乎？”這是離諸葛亮時代不太久的人士的不敬之言。因為那時還沒有蜀漢正統一說，諸葛亮、關羽也還沒有被神聖化起來，所以，言談間少有顧忌。

因此，諸葛亮之死，從他走出南陽那一天起，就註定了這個悲劇的結局。

他的悲劇在於他的品格、才智、精神、道德的高度，都是別人所難以企及的。但是，如此絕頂理智的人物，卻在三顧盛情下，作出了他錯誤的抉擇，追隨一位沒有成功可能的主子，去開闢一件沒有成功可能的事業，從而付出了他的一生。

他的悲劇在於他一開始就看到了盡頭，而他偏要“知其不可為而為之”，必定失敗的命運，是不可改變的；不甘失敗的反命運的抗爭，絕對是徒勞的。因此看著自己的生命，像蠟炬成灰似的一滴滴耗竭，看著自己所付諸心血的事業，無法挽救地走向傾覆。

他的悲劇還在於他的儒家人格達到了自我完善的高度，道德風範也成了千古不朽的典型，鞠躬盡瘁，死而後已幾成為忠君事主的完美境界。但是，言事兩違，意實相乖。他卻未曾為他所釐定的統一大業，作出些許成就；為三分天下的西蜀，開闢半寸疆土。最後，一直到屢戰屢敗，國疲民窮，隨著他的死亡，這個國家也就終結了。

他的悲劇更在於他治理蜀中的嚴峻苛刻，搞到“一飯之德，睚眥之怨，無不報復”的絕對化程度，這就是中國人凡矯枉必過正的老毛病了。儘管諸葛亮英明無比，但在一些問題的處置上，也是相當好走極端的。

入川以後，諸葛亮和法正的一席話，舉了秦始皇和劉璋的例子，來證明他的治世之術。“秦以無道，政苛民怨，匹夫大呼，天下土崩；高祖因之，可以弘濟。劉璋闇弱，自焉以來，有累世之恩，文法羈縻，互相承奉，德政不舉，威刑不肅。蜀土人士，專權自恣，君臣之道，漸以陵替。寵之以位，位極則賤；順之以恩，恩竭則慢。所以致敝，實由於此。吾今威之以法，法行由知恩；限之以爵，爵加則知榮。榮恩並濟，上下有節，為治之要，於斯而著矣！”他希望用法嚴酷，以利於治，但結果卻是得到“刑法峻急，刻剝百姓，自君子小人感懷怨嘆”的非議。一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