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政以來的種種表現，就會驚奇地發現，他的大幹，就是不幹。他的作為，就是不作為。

申時行乾的第一件事情，是廢除張居正的考成法。

這是極為出人意料的一招，因為在很多人看來，申時行是張居正的嫡系，毫無理由反攻倒算。

但申時行就這麼幹了，因為這樣幹，是正確的。

考成法，是張居正改革的主要內容，工作指標層層落實，完不成輕則罷官，重則坐牢，令各級官員威風喪膽。

在很長時間裡，這種明代的打考勤，發揮了極大效用，有效提高了官員的工作效率，是張居正的得意之作。

但張先生並不知道，這種考成法，有一個十分嚴重的缺陷。

比如朝廷規定，戶部今年要收一百萬兩稅銀，分配到浙江，是三十萬，這事就會下派給戶部浙江司郎中（正五品），由其監督執行。

浙江司接到命令，就會督促浙江巡撫辦理。巡撫大人就會去找浙江布政使，限期收齊。

浙江布政使當然不會閒著，立馬召集各級知府，限期收齊。知府大人回去之後召集各級知縣，限期收齊。

知縣大人雖然官小，也不會自己動手，回衙門召集衙役，限期收齊。

最後幹活的，就是衙役，他們就沒辦法了，只能一家一家上門收稅。

明朝成立以來，大致都是這麼個辦法，就管理學而言，還算比較合理，搞了兩百多年，也沒出什麼大問題。

考成法一出來，事情就麻煩了。

原先中央下達命令，地方執行，就算執行不了，也好商量。三年一考核，災荒大，刁民多，今年收不齊，不要緊，政策靈活掌握，明年努力，接著好好幹。

考成法執行後，就不行了，給多少任務，你就得完成多少，短斤少兩自己補上，補不上就下課受罰。

這下就要了命了，衙役收不齊，連累知縣，知縣收不齊，連累知府，知府又連累布政使，一層層追究責任，大家同坐一條船，出了事誰也跑不掉。

與其自下而上垮臺，不如自上而下壓臺。隨著一聲令下，各級官吏紛紛動員起來，不問理由，不問藉口，必須完成任務。

於是順序又翻了過來，布政使壓知府，知府壓知縣，知縣壓衙役，衙役……，就只能壓老百姓了。

接下來的事情就簡單了，上級壓下級，下級壓百姓。一般年景，也還能對付過去，要遇上個災荒，那就慘了，衙役還是照樣上門，說家裡遭災，他點頭，說家裡死人，他還點頭，點完頭該交還得交。揭不開鍋也好，全家死絕也罷，收不上來官就沒了，你說我收不收？

以上還算例行公事，到後來，事情越發惡劣。

由於考成法業績和官位掛鉤，工作完成越多，越快，評定就越好，升官就越快。所以許多地方官員開始報虛數，狗不拉屎的窮鄉僻壤，也敢往大了報，反正自己也不吃虧。

可是朝廷不管那些，報了就得拿錢。於是挨家挨戶地收，收不上來就逼，逼不出來就打，打急了就跑。而跑掉的這些人，就叫流民。

流民，是明代中後期的一個嚴重問題。用今天的話說，就是社會不安定因素，這些人離開家鄉，四處遊蕩，沒有戶籍，沒有住所，也不辦暫住證，經常影響社會的安定團結。

到萬曆中期，流民數量已經十分驚人。連當時的北京市郊，都盤踞著大量流民。而且這幫人一般都不是什麼老實巴交的農民，偷個盜搶個劫之類的，都是家常便飯。朝廷隔三差五就要派兵來掃一次，十分難辦。

而這些情況，是張居正始料未及的。

於是申時行毅然廢除了考成法，並開闢了大量田地，安置各地的流民耕種，社會矛盾得以大大緩解。

廢除考成法，是申時行執政的一次重要抉擇。雖然是改革，卻不用怎麼費力，畢竟張居正是死人兼廢人，沒人幫他出頭，他的條令不廢白不廢。

但下一次，就沒這麼便宜的事了。

萬曆十八年（1590），總兵李聯芳帶兵在邊界巡視的時候，遭遇埋伏，全軍覆滅。下黑手的，是蒙古韃靼部落的扯立克。

事情鬧大了，因為李聯芳是明軍高階將領，韃靼部落把他幹掉了，是對明朝政府的嚴重挑釁。所以訊息傳來，大臣們個個摩拳擦掌，打算派兵去收拾這幫無事生非的傢伙。

無論從哪個角度看，都是非打不可了，堂堂大明朝，被人打了不還手，當縮頭烏龜，怎麼也說不過去。而且這事鬧得皇帝都知道了，連他都覺得沒面子，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