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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鳴（1）

——《屈原列傳》為什麼夾敘夾議

“話說天下大勢，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明朝羅貫中《三國演義》的開頭本來沒有這句話，但清代村儒毛氏父子亂改《三國演義》後刊行時，把這句話鎮在了演義開頭，結果四處傳播。在四百年來的“常言道”之中，屬這句話危害極大，流毒極深。本來，一個民族，應該存一個信念，有一本是非，發揚一個共同的理想，這樣我們的民族才有血性，有持守，我們的國家才會有進境，而如“話說”這種庸俗冷漠的看客心態，卻是阻礙中華民族復興的痼疾。

比如，看客們去聽相聲，聽郭德綱在《大保鏢》裡告訴他們：屈原是包粽子小販的祖師爺。

看客們爆笑。

聽完相聲，撲感覺到，我們確有經常讀讀這篇《屈原列傳》的必要了。

課文《屈原列傳》選自《史記？屈原賈生列傳》，選入時去掉了關於賈誼的部分，並省卻了《懷沙》賦原文等處。而《屈原賈生列傳》作為屈原和賈誼的合傳，太史公是飽含了深情去著錄的。

在《史記》之中，論用情最深的篇章，除了《太史公自序》之外，就是《孔子世家》《伯夷列傳》和這篇《屈原賈生列傳》了。說太史公“用情至深”，是因為在這幾篇文字的敘述中，太史公動輒按捺不住自己的情緒，出來議論幾句，一抒胸臆。著史而失去平常心，這是史家的大忌，因此，班固後來多拿這一點來詬病司馬遷。

司馬遷是性情中人，班固是名教中人（是嶽不群），所以《史記》和《漢書》很不一樣。司馬遷的“屈原傳”，史學價值其實遠遠不如文學價值。在這篇傳中，司馬遷插入了三篇文論，攏共佔去整個篇幅的一半。

說到“信而見疑，忠而被謗”，司馬遷其實是在借屈原、賈誼的遭遇來抒發自己。屈原做《離騷》，以香草美人為寄託；司馬遷寫《史記》，則以屈原和賈生為寄託。

很多老先生講，對於史書要“五讀俱全”：讀其人際、讀其細節、讀其背景、讀其校勘、讀其評註。雖然我們平時做到“五讀”並不容易，但在讀《屈原列傳》時，必須一起讀《楚世家》。我們可以發現楚國的國家建制與中原各國並不一樣。它的最高權力機構被分為三個系統：軍政、貴族、巫祀。作為楚國的左徒、三閭大夫，屈原負責管理的是楚國的貴族和外交，還有一部分巫祀事務。同時，軍政事務卻是不讓他染指的，屈原從不帶兵。

從列傳中也可以看到，楚懷王一開始很信任屈原，並讓他主持改革（但不是真正的變法）。

懷王讓屈原主持的是什麼改革呢？是貴族改革以及宗教改革。

在稱為“絕地天通”宗教改革以後，楚國上層將神權集中於己手，使楚成為戰國時舊貴族勢力最強的國家。貴族一直掌握著楚國的中樞資源，掌握著做官的最任意優先權，所以楚國的政治上層接近鐵板一塊。楚國籍的人才雖然很多，卻始終不能為本國所用。春秋時便有“惟楚有才，晉實用之”的說法，意思是楚國人才很多，卻都投奔到晉國去，與楚國為難為敵。

到戰國時這種情況依舊存在，比如李斯這樣的人，他想有發展，而在楚國想透過仕途出頭，根本是不可能的，於是只好去秦國闖蕩。

這樣一來，楚國的上層越來越昏庸保守，所以改革弊制、還政於公就成為它自救的惟一出路。但是因為利益與特權是成癮之物，所以變法在楚國之難，也是天下無雙的。吳起曾經受楚王的委託變法，政風剛猛的他得罪了不少貴族。所以，支援變法的那位楚王一死，貴族們就群起而攻之，把吳起幹掉。

到屈原時，楚國的政治氣候又有不同。因為是人口和領土大國，加上生產科技的催動，當時楚國的經濟規模驟然增長起來。其結果就是，貴族階層發現，他們面臨一個前所未有的“盛世”：一個撈錢、奢靡的大好時機到了。

楚國的政治結構遠遠落後於其經濟的發展要求和新興士人的參政要求，但貴族們自己卻看不到這個。他們所致力的，是如何在其位而謀其利，實現自己的特權最大化。

屈原所處的位置，使得他成為了貴族們把好日子過下去的最大障礙。

屈原是聰明人，他明白富庶而愚昧的楚國，已經成了各國眼中，尤其是秦國眼中的首席肥肉。他的憂患感覺如此之強，主要緣自這一點。

太史公跟屈原有共鳴（2）

但是，他的改革沒有軍事支援，也缺乏政治工具。本國權貴排擠和秦國間諜反間的雙重作用，使屈原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