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這時候，張溥已經成為東南士林領袖，朱彝尊《明清綜》說他“一言以為月旦”：某個士人的歸類是君子還是小人，仕途前程如何，只要他一句話就可加以翻覆。

所以，朝廷很快就開始著力剝奪張溥與復社的話語權，按現在的話說，就是整他。直到崇禎十四年，張溥人都死了，其“案”都沒有了結。

蘇州民變的黨爭背景

復社在新舊兩朝都不得煙抽。這個事實充分說明：復社也好，東林也好，他們的鋒芒指向，表面上是小人、閹豎，而實質上是皇權的獨裁政治。東林與閹黨的殊死鬥爭背後，其實是江南士子的分政要求與皇權的獨裁現狀之間的博弈。

閹黨究竟代表誰（2）

黃宗羲是復社的中堅人物之一。試看，他在《明夷待訪錄》中表達的政治理念何其明瞭：誰說你皇帝是國人惟一的選擇！“古者以天下為主，君為客，凡君之所畢世而經營者，為天下也。”天下是天下人的，君主只是為大家打工的“公僕”。“今也以君為主，天下為客，凡天下之無地而得安寧者，為君也。是以其末得之也，屠毒天下之肝腦，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博我一人之產業，曾不慘然！曰‘我固為子孫創業也’。其既得之也，敲剝天下之骨髓，離散天下之子女，以奉我一人之淫樂，視為當然，曰‘此我產業之花息也’。然則為天下之大害者，君而已矣。”這樣的君主，這樣的皇室，不要他也罷。“是故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唐、虞之世，人人能讓，許由、務光非絕塵也；不明乎為君之職分，則市井之間，人人可欲，許由、務光所以曠後世而不聞也。”只有限制獨裁者的絕對權力，讓皇帝成為虛君，而把治國之事交給能人、士人、天下人，才真正可以實現天下的大治。黃宗羲的主張，表達了東林黨人的真實政治理念。

下面來看看蘇州市民暴動的真實起因：

《五人墓碑記》中提到的“蓼洲周公”周順昌，蘇州（吳縣）當地人，萬曆四十一年進士，東林黨人，是東林黨在朝中的一員猛將，閹黨炮製的打擊名單《東林點將錄》中的重要人物。魏忠賢在天啟四年，即著手從根本上徹底剷除東林黨在朝廷中的幾大支柱性人物：楊漣、左光斗、魏大中、袁化中、周朝瑞和顧大章。他們都是魏忠賢一黨的首要打擊物件。天啟五年，魏大中被捕路過蘇州，當時請假在家的周順昌與魏“周旋累日”，並把己女許配給魏的孫子。其間，他切齒痛罵閹黨，被緹騎報告給魏忠賢，立即被削奪官職。魏大中被押送到京後，與其他幾人一起被害死於冤獄，史稱“前六君子”。

天啟六年，閹黨對東林黨新湧現的重要人物展開第二輪打擊。周起元、繆昌期、黃尊素、周順昌、李應升和周宗六人被捕，並在不久後全部被害死在獄中，這是“後六君子”。在抓捕周順昌的過程中，蘇州市民反應激烈，形同暴動，打死差官一名，連續10天拒絕使用天啟官錢。事後，魏忠賢雖然能夠殺死當日“為首”的5個蘇州百姓，但東廠的辦差官“緹騎”卻就此不敢出京了——閹黨感覺到了東林黨在民眾中的巨大煽動力，在地方官員中的道德感召力和頑強的高層反制力。

閹黨的內部並不是鐵板一塊，也不完全是惟九千歲馬首是瞻的個人派系。閹黨內部，有人對魏這種很愚蠢而且張揚的表演產生了反感。東廠緹騎不敢再出京，並不是怕老百姓，也不是怕復社的清議，而是極有可能害怕自己內部發生分裂。

雖然得到了各地建“生祠”的追捧，但魏忠賢並不像一個真正的鐵腕獨裁者，而更像是一個事事出頭、被當槍使的老大。

他連“教父”的作用也算不上。

所以，蘇州市民暴動真正的起因，是東林黨為皇權所不容，而直接起因，則是閹黨出頭鎮壓前後六君子，卻被人把矛盾嫁接到市民身上，激化了蘇州市民對朝廷重斂盤剝的不滿情緒，從而形成了騷亂。其實，明朝皇室對東南地區的盤剝，不獨天啟一朝，在萬曆年間即已經非常嚴重，到崇禎朝也未停止。李自成打破北京，進皇宮一看，發現了大量的皇銀，這與國庫裡的空頭形成對比。皇上的小金庫怎麼起來的？正是派太監、親信到各個富庶的地方（如蘇州），逐年聚斂來的。要知道，這些專案，都是在國家正常賦稅之外的，是疊加於其上的。所以，從士人到市民，人們對這種非法的“官匪”行為極其憤慨。

閹黨的背後是皇權

可以這樣說：閹黨之所以能夠存在，不是因為有魏忠賢，而是因為有皇帝，真正的大旗是“皇帝”二字。雖然天啟皇帝只是一個木匠，但他所處的位置，正是這一“小人之黨”的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