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奴隸制度的影響是有害且多方面的。它使奴隸失去改進其所操行業的傳統操作方法的積極性；只要有大量的奴隸勞動力可獲取，它也使主人喪失促進技術革新的動機。因而，在韋斯巴薌統治時期，當在令羅馬聖皮特羅廣場堅立一座方尖碑時，雖然當時有位發明者提出了一項可以大大方便豎碑的技術措施，但皇帝為了不讓奴隸們有空可閒，寧願讓他們繼續從事體力勞動。同樣，水車雖然早在公元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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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世紀已為帝國東部行省所知道，可直到公元4世紀奴隸來源枯縮之時，才為羅馬所採用。

佔有奴隸的社會自然傾向於把體力勞動與奴隸相聯絡，從而認為從事體力勞動有損於自由民的尊嚴；這種傾向也是同樣有害的。古希臘散文家普盧塔克說，偉大的阿基米德並不認為發明各種軍用機械是值得他認真研究的，而僅僅把它們看作是他研究幾何學時的消遣。不過，他也沒有完全做到這一步，因為錫臘庫薩國王希倫一再懇求他，要他將自己的學問從抽象運動轉向實際事物，並要他透過將自己的推理應用於日常生活中，使它們更易為大多數人所理解。

最早把自己的思想轉向後來備受推崇的一門學科——力學的是歐多克索斯和阿契塔。他們透過切合實際的試驗和運用各種工具進一步證實，某些問題以當時的理論根據是不可解決的。但是，柏拉圖卻極為憤怒，痛斥他們，說他們貶低、敗壞了優秀的幾何學，讓幾何學由非物質的、智力方面的事物降為物質的、實用的東西，迫使幾何學去利用物質，從而需要有大量體力勞動介入，使幾何學成為奴隸們從事的物件。結果，力學與幾何學相分離，並長期受到哲學家們的鄙視。

奴隸制度透過這些不同的方面，在實行平等主義的新石器時代之後的數千年中，不斷地阻止技術革新。奴隸制度對國內市場也起了抑制的經濟影響，因為奴隸顯然無力購買自己的勞動成果，這就限制了國內購買力。

帝國結構上這些根本的缺點在一段時間裡由於帝國擴張以及隨之而來的大量的戰利品、貢物、糧食和奴隸而得到遮蔽。但是，在當時那樣的技術發展水平上，帝國的擴張受到種種限制，這些限制是由後勤和交通方面的需求所決定的。羅馬同中國一樣，前進到一定程度，就再也不能前進了。那一限度一經達到，帝國疆界就固定下來，甚或開始縮小，於是，從前隱藏的帝國結構上的缺點漸漸顯露出來。

軍隊從前一直是獲取奴隸和物質財富的有用的來源，而現在成為沉重而不可避免的負擔。同樣，擴張時期腫脹起來的官僚機構，現到了收縮時期，證明是難以忍受的。過度的支出導致最終無法控制的通貨膨脹。例如，在埃及，公元1世紀時，一個計量單位的小麥的價格為六個德拉克馬，公元276年時漲為200個德拉克馬，314年時漲為9000個德拉克馬，334年時漲為78000個德拉克馬，334年後不久漲為200多萬個德拉克馬。面對這樣的通貨膨脹，貨幣變得毫無價值，在某些場合，又回覆到物物交換。物物交換的趨向隨工業不斷向農村和外省傳播而加速。工業傳播的原因是多方面的，包括帝國交通工具的惡化和奴隸供給量的下降，後者使發掘新的勞動刀來源成為必需。工業從城市轉移到鄉村和大莊園意味著帝國在實行重新分配。大莊園不僅擁有農業勞動者，而且有各種工匠，因而變得愈來愈自給自足。而大莊園愈自給自足，帝國經濟則愈分解為一個個自給自足的單位。

經濟上的分散必然伴隨以政治上的分權。隨著貿易的衰落和國家歲入的減少，帝國大廈不再能支援下去，並慢慢地開始崩潰。這一因素促使戴克裡先和君士坦丁不顧一切地努力以帝國的法令來支撐帝國大廈。但是，帝國的疾病是“機質性的”，而非表面的，所以一切嚴格管制雖然起了維持、加強統治的作用，但最終還是沒有用的。不過，嚴格管制不是帝國衰微的原因，而是試圖阻止衰微的一劑無效的藥。正如一位經濟史學家所指出的，“危機先於嚴格管制”。

因此，西羅馬帝國“陷落“而東羅馬帝國卻沒有的主要原因就在於，西部的經濟不及東部的先進發達。義大利農業從未象中東沖積土流域的農業那樣多產。義大利的穀物產量“平均不過是播種量的四倍”。所以，中歐和北歐的沃土在中世紀的技術發展到能夠有效地開發它們之前，只好耐心地等待。同樣，西部的工業也發生得比較遲，普遍落後於東部的工業。義大利的情況就是這樣，高盧的情況更是如此，高盧是西部唯一的另一個曾有工業根基的行省。所以，雖然整個羅馬帝國是因“機質性